Amanda M. Girth（俄亥俄州立大学John Glenn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于2016年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发表题为《Incentives in Third-Party Governan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Accountability Implication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聚焦公共管理领域，探讨政府通过第三方合同外包服务时，如何运用激励措施（incentives）提升承包商绩效并维护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
学术背景
随着各级政府日益依赖第三方承包商提供公共服务（如社会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基建等），问责难题日益凸显。传统研究集中于合同设计阶段，但对合同生命周期中激励措施的实际执行机制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和管理学中的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构建了包含正式/非正式、货币/非货币激励的完整分类体系，并识别影响管理者使用激励措施的关键因素。
研究流程与方法
数据收集
- 全国性问卷调查：通过美国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向地方政府合同管理者（部门主管和城市经理）发放问卷，回收332份（响应率15%），覆盖组织能力、供应商市场特征和合同绩效等主题。
- 深度访谈：对15名曾处理过合同绩效问题的前线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演绎编码（deductive coding）和归纳编码（inductive coding）分析数据，辅以合同文件和政策文档验证。
分析方法
- 量化分析：使用Stata统计软件分析问卷数据，揭示激励措施的使用频率差异（如88%管理者使用制裁措施，仅45%使用奖励）。
- 质性分析：通过访谈提炼激励措施的实际操作逻辑，例如“渐进式制裁”（从口头警告到合同终止）和“关系型激励”（如声誉信号）。
主要发现
激励措施分类学（图2）
- 正式激励（合同明文规定）：
- *货币性*：奖金（如提前完工奖励）、罚款（如违约金liquidated damages）、绩效保证金（performance bonds）。
- *非货币性*：合同续约权、专属路权条款。
- 非正式激励（未写入合同）：
- *货币性*：未来合作机会的暗示。
- *非货币性*：公开表扬/批评、技术援助、减少承包商自主权。
影响激励使用的三大因素
- 外部环境：
- *政治支持*：45%受访者认为民选官员支持货币性制裁，但反对奖励性支出。
- *财政约束*：经济衰退限制奖励预算，例如某市因资金短缺放弃2.5万美元奖金条款。
- *法规限制*：部分州禁止单方面违约金条款（如佛罗里达州要求“罚金须配套奖金”）。
- 组织文化：
- 62%机构倾向制裁而非奖励（仅12%支持奖励），75%偏好非正式解决绩效问题。
- 管理者自主权（discretionary authority）显著影响制裁严厉程度，例如某公共工程主管通过“现场灵活协商”避免合同纠纷。
- 产品特性：
- 社会服务类合同依赖“协作式整改”（如非营利组织的试用期机制），而基建项目更易实施货币激励（如公路建设的按时完工奖金）。
实践悖论
- 制裁执行障碍：73%管理者使用罚款条款，但实际征收率低，主因包括诉讼成本高（“一旦进入法庭，政府就失去控制权”）和供应商市场垄断（“缺乏替代承包商时难以终止合同”）。
- 非正式激励的效力：34%管理者认为“沟通策略”比金钱奖励更能改善绩效，例如通过声誉信号（如“优秀承包商名单”）激励承包商。
结论与价值
理论贡献：
- 突破传统“合同文本中心主义”，揭示非正式激励在问责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 提出“激励-环境匹配”框架，强调需根据产品特性、市场竞争和组织文化动态选择激励组合。
实践意义：
- 政策建议：修订采购法规，承认管理者自主权并加强非货币激励培训。
- 管理启示：
- 创造性设计激励措施（如某IT经理发明的“项目保证金”机制，要求承包商预存支票作为履约担保）。
- 确保激励执行的连贯性，避免“宽大效应”削弱问责。
研究亮点
- 方法论创新：首次通过混合方法（定量+质性）系统分析地方政府激励实践。
- 分类学突破：构建迄今最完整的合同激励分类体系，涵盖4大维度（奖惩、正式性、货币性）和20余种具体措施。
- 批判性发现：指出过度依赖正式激励可能引发“目标扭曲”（如承包商数据造假），呼应了退伍军人事务部（VA）绩效丑闻的教训。
其他价值
研究揭示了“绩效关联薪酬”对管理者的反向激励——46%受访者因合同绩效影响个人考评，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倾向非正式解决绩效问题以避免不良记录。这一发现为后续研究“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