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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James Rhodes（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与John Russo（杨斯顿州立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工人阶级研究中心）联合撰写，发表于2013年的《Urban Geography》期刊（第34卷第3期，305-326页），标题为《Shrinking ‘Smart’?: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Shrinkage in Youngstown, Ohio》。研究聚焦美国俄亥俄州杨斯顿市推行的“2010规划”（Youngstown 2010 Plan），批判性分析这一以“精明收缩”（smart shrinkage）为核心的城市更新策略的实施效果及其社会经济矛盾。

核心观点1：杨斯顿的“精明收缩”本质是选择性增长与忽视社会公平的混合体
该计划因承认城市人口不可逆下降（1950-2010年减少60%）并主张通过拆除空置建筑、缩减基础设施和绿地转化来“理性化”城市空间，被媒体誉为“革命性”模式。然而，实际执行中，资源集中投入到两类区域：一是市中心商业节点（如投资1亿美元建设文化场馆与科技孵化器Youngstown Business Incubator），二是被标记为“过渡性”的中产阶级社区（如Idora Park）。而高贫困率、非裔聚集的“弱势社区”则被系统性忽略。这种“地理选择性再开发”映射出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的典型矛盾——依赖税收优惠和联邦补贴吸引私人资本，却无力解决失业率（2010年13%）、犯罪率（凶杀率为全国8倍）等结构性社会问题。

核心观点2：政策工具与联邦资金导向的矛盾制约收缩效果
尽管杨斯顿拆除了约3000栋空置建筑（2005-2010年），但缺乏系统性策略： demolitions（拆除）呈“散弹式分布”（scattershot method），未配套计算机化监控系统（如德累斯顿等欧洲案例），且住房法规执行严重滞后。更关键的是，联邦资金机制（如Neighborhood Stabilization Program）倾向于支持新建而非拆除，2010年仅批准杨斯顿270万美元资金（仅为同等规模城市的1/3），并规定仅10%可用于拆除。这种制度性障碍导致拆除速度赶不上新增空置（2008-2010年空置率仍达44.8‰，为全国平均20倍），形成“萎缩螺旋”。

核心观点3：社会极化在收缩过程中加剧
布鲁金斯学会2011年数据显示，杨斯顿极端贫困社区比例五年内增长36.3%（达49.7%），居全美首位。作者援引Savitch & Kantor（2002）的“城市 bargaining power”理论指出：财政脆弱的工业城市（如底特律、杨斯顿）被迫选择“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策略，而欧洲同类城市（如莱比锡）因欧盟区域政策支持可兼顾社会公平。例如，非营利组织YNDC虽在Idora Park社区通过城市农业培训、协助购房等改善了局部生活质量，但其依赖韦恩基金会（Wean Foundation）的融资模式无法覆盖全市需求，形成“孤岛效应”。

核心观点4：“精明收缩”理论需突破空间决定论局限
作者批判现有研究过度强调物理空间调整（如拆除、绿地化），却忽视“社会-空间辩证法”中的在地性（place-making）。杨斯顿案例揭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如不愿搬迁的老龄人口）与结构性经济困境（如制造业工资较州中位数低50%）构成收缩政策的“社会粘滞性”。这种张力导致时任市长Jay Williams对2010年人口再降18.4%表示震惊，反衬规划与社会现实的脱节。

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通过杨斯顿这一典型“锈带城市”案例，对“收缩城市”理论的三大维度提出修正：①需正视联邦政策与地方实践的矛盾，②需平衡经济重建与社会干预的权重，③需构建多尺度（地方-州-联邦）协同治理框架。其批判性视角为后工业城市转型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尤其对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收缩管理”具有警示意义——若仅聚焦物质空间更新而忽视社会公平，可能重蹈杨斯顿的“伪精明收缩”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