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姚冰洋（河南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张近乐（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撰写，发表于《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9月第27卷第5期。论文的核心议题是探讨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ity）与总体国家安全（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之间双向交互的逻辑关系、价值意蕴以及实现两者深度协同的实践路径。在当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本文旨在系统解析这两个关键概念的内在关联、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论文首先深入阐述了新质生产力与总体国家安全双向交互的内在逻辑理路。作者认为，两者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相辅相成、动态平衡的辩证统一关系。其逻辑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者具有内在关联性。尽管分属“发展”与“安全”不同维度，但在目标追求上（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用发挥上（服务于国家现代化战略）具有高度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第二，新质生产力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产业经济提质增效，为国家安全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促进高新技术广泛应用，提升国家安全治理的科技水平；通过注重绿色低碳发展，筑牢国家安全的生态屏障。例如，文中以天能控股集团研发高安全性电池技术为例，说明了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具体产业的安全升级。第三，总体国家安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其思想统领作用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安全意识，通过其政策导向属性明确发展的安全底线，通过其体系建构功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维护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壮大提供根本保证。这种双向交互的逻辑旨在形成“相互协调、相互赋能的最优合力状态”。

文章进而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总体国家安全双向交互所蕴含的多重价值。作者指出，这种交互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以应对复杂国际战略挑战具有关键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博弈前沿集中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两者的深度交互有助于中国把握战略机遇期，系统性提升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破除外部技术封锁，保障核心领域安全。同时，这种交互有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能够推动产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从而从整体上巩固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安全基础。此外，双向交互还有助于深化改革和创新治理，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数字技术在“一网通办”、网络问政、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应用，能够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型，提升社会治理的透明度与效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并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要义。

然而，论文清醒地指出，当前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总体国家安全深度交互面临着诸多现实阻碍。作者将其归纳为四大挑战：其一，国际贸易摩擦和资源供应紧张带来的风险。一些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封锁，导致中国对外贸易受阻，关键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威胁经济安全与资源安全，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构成外部制约。其二，核心技术依赖和产业发展受阻面临的挑战。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存在“卡脖子”技术难题，部分核心零部件和设备依赖进口，导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链韧性不足，限制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三，网络安全隐患和关键数据泄露造成的威胁。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应用，网络攻击、数据窃取手段日益复杂，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能催生新的安全风险，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危及新质生产力本身的安全发展。其四，社会治理难点和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社会治安、公共安全领域的风险点依然存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尚不健全，这些社会与生态领域的短板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和绿色基础。

针对上述阻碍，文章系统性地提出了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总体国家安全深度交互的四条实践路径。第一，应对国际贸易与资源风险：需加大对外经贸合作力度，利用法律法规、自由贸易协定等制度工具保障外贸稳定；同时深化国际资源能源合作，加强国内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和储备，利用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保障关键资源的持续性供给，筑牢经济发展的安全基础。第二，克服技术依赖与产业挑战：必须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鼓励产学研合作突破核心技术封锁；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强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第三，抵御网络安全与数据威胁：应健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完善大数据安全保障机制。这需要强化数字安全基础设施与产品服务，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并完善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公众安全意识教育。第四，化解社会治理与生态矛盾：需提高社会治理数字化水平，通过建设智慧安防、智慧社区等打造一体化公共安全体系；同时促进生态环保全面升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生态环境智慧治理体系，推动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社会与自然环境。

本文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显著。在理论层面，它系统构建了新质生产力与总体国家安全双向交互的分析框架，清晰地阐述了两者“何以关联”、“有何价值”、“面临何困”以及“如何协同”，丰富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下关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在实践层面，论文提出的问题诊断与路径建议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国家在宏观战略制定、产业政策调整、科技创新布局以及安全体系构建等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文章强调，只有将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与总体国家安全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才能在全球变局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发展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积蓄动能。

本文的亮点在于其研究的系统性与对策的综合性。作者并非孤立地看待“发展”或“安全”，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新质生产力与总体国家安全这两个时代命题的内在耦合关系，并进行了多层级的逻辑梳理。在分析阻碍与提出路径时，文章展现了全面的视野，涵盖了从国际经贸到国内治理，从核心技术到生态环境的多个关键领域，所提举措兼顾了制度保障、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和能力提升等多个维度，体现了统筹兼顾、综合治理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