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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童(Tong Ling)、Kevin C. Boyle、Valentina Zuckerman、Thomas Flores、Charu Ramakrishnan、Karl Deisseroth 和 Daniel Palanker 等研究人员,来自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汉森实验物理实验室、眼科系、电子工程系、生物工程系、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系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于2020年5月12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题为《高速干涉成像揭示动作电位期间神经元形变动力学》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属于生物物理学与计算生物学及应用物理科学的交叉领域。动作电位期间,神经元会发生纳米尺度的形变,但其背后的机制已争论数十年。此前的观察局限于单点或细胞边界,对整个神经元在动作电位期间的移动情况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高速定量相位成像(quantitative phase imaging, QPI)技术,实现哺乳动物神经元动作电位期间细胞形变的全场成像,并探索其机电耦合机制,为非侵入、无标记的神经信号成像开辟道路。
该研究的整体工作流程围绕三个核心环节展开:高速干涉成像系统的搭建与信号增强、多模态实验数据的采集,以及机电耦合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在成像与信号处理环节,研究人员搭建了一套共光路衍射相位显微镜系统,并与多电极阵列(multielectrode array, MEA)或光遗传学刺激系统相结合。其研究对象为培养在透明MEA或盖玻片上的原代大鼠皮层神经元。关键技术挑战在于检测速度极快(亚毫秒级)且振幅极低(纳米级)的形变。为此,他们采用了“尖峰触发平均”(spike-triggered averaging, STA)技术。通过将数千个与电信号或光刺激同步记录的干涉图样进行对齐和平均,他们成功地将随机散粒噪声降低了近两个数量级,最终实现了0.1毫秒的时间分辨率,以及每像素低于4皮米( pm)的光程长度灵敏度,相当于膜位移灵敏度低于0.2纳米。该系统还包含一个独创的实时尖峰检测功能,针对自发活动的神经元,仅在检测到高密度放电脉冲簇时才触发相机记录有限的数据段,从而将有效数据的平均数量提升了4至11倍;针对光遗传学刺激的神经元,则仅捕捉刺激前后的短片段,使数据采集效率提升了10至15倍。
在数据采集环节,研究分为两种模式进行。在自发动作电位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了17至21天体外培养(days in vitro, DIV)、细胞密度为1200至2000个/平方毫米的神经元,在MEA上进行了约一小时的记录,并成功从单个代表性实验的7586个尖峰的平均结果中揭示了细胞形变。为了克服MEA对细胞密度和光学成像的限制,并获取高分辨率三维形态,他们转向了光遗传学刺激模式。利用表达C1V1(t/t)通道视紫红质的神经元,以5赫兹的蓝绿光进行刺激,实现了大于99%的诱发成功率。研究人员采集了多个数据集,包括15个细胞体(somas)和26个神经突(neurites)的形变数据。数据处理流程极为精细,包括尖峰分类、STA相位电影生成、对光遗传学刺激引起的光热相位伪影进行基于有限元建模(finite-element modeling, FEM)的校正,以及利用匹配滤波器和时空紧邻性进行尖峰区域分割,最终从噪声中精确提取出放电细胞的时空掩模。
在机电耦合模型构建环节,为了解释观察到的形变机制,研究人员基于“电压依赖性膜张力”假说建立了力学模型。该假说认为,膜电位变化会改变细胞膜两侧德拜层(Debye layers)中移动离子的横向排斥力,从而改变膜张力。他们将这一张力变化应用于一个“皮质壳-液态核”(cortical shell–liquid core)的细胞机械模型中,其中肌动蛋白皮质(actin cortex)的杨氏模量(Young’s modulus)设为约1兆帕(MPa),细胞质粘度设为约2.5毫帕·秒(mPa·s)。随后,他们使用共聚焦显微镜对同一细胞的真实三维形态进行成像和分割,将其导入COMSOL多物理场软件进行有限元模拟,以定量预测形变模式。
研究的主要结果清晰地揭示了动作电位期间神经元形变的时空动力学特征。首先,全场STA相位电影显示了快速、纳米级的细胞形变,时间尺度与电信号精确匹配。对一个典型神经元的空间平均信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 SNR)达到21.5,相位信号的变化过程显示,细胞在约0.2毫秒内快速达到0.12毫弧度的正向峰值,随后在约1-2毫秒内弛豫恢复。该相位信号的时间导数与细胞外电极记录的波形高度吻合,且延迟低于系统0.1毫秒的时间分辨率。利用模板匹配算法,研究人员甚至能将尖峰成像的时间分辨率推算至20微秒,清晰展现了动作电位在视野内多个神经元间依次快速传播的顺序。
其次,形变的空间分布特征被精确量化。统计数据表明,细胞体最大正位移为1.4±0.2纳米,最大负位移为-1.8±0.6纳米;神经突的最大正位移为0.9±0.2纳米,最大负位移为-0.7±0.3纳米。有趣的是,所有细胞中正位移区域的面积均大于负位移区域,并且71%的最大绝对位移出现在靠近细胞边界的区域。一个普遍的形变趋势是,细胞在去极化期间趋向于变得更“球形”——细胞体的中心部分向上移动,而扁平的神经突的中间部分上升、边缘下降,这符合使表面能最小化的物理原理。
最后,机械模型成功复现了实验观测结果。模型预测表明,100毫伏的去极化会引起约5微牛/米(µN/m)的膜张力增加,由此导致的细胞形变幅度和空间分布与实验数据高度匹配。在时间响应上,模型显示当皮质杨氏模量为1兆帕时,形变响应时间约为10微秒,远快于测量精度,与实验中未观测到延迟的现象一致。模型进一步预测,若杨氏模量降至50千帕(kPa)以下,将会引入可被检测到的延迟。通过将同一细胞的真实三维几何模型与模拟形变进行对比,包括对QPI成像中“光晕效应(halo effect)”的修正后,预测的形变图在幅度和特征分布上(如胞体顶部的负位移区和中间的新月形正位移带)都与实测图总体吻合。
该研究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在科学层面,它通过对全细胞时空动力学的高精度观测,为神经元中机电耦合的机制提供了关键证据,证实了由离子横向排斥导致的电压依赖性膜张力变化是驱动动作电位期间细胞形变的主要原因,澄清了这一长期存在的争论。在应用层面,这项工作为开发基于干涉成像的非侵入、无标记神经活动检测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与荧光成像技术相比,这种基于内源性形变信号的探针避免了光漂白和光毒性问题,且响应速度(低于0.1毫秒)远优于遗传编码的电压指示剂(约1毫秒)和钙成像(超过100毫秒),为从大脑大面积区域进行实时、高带宽读取神经信号提供了宝贵的机遇。
此项研究的亮点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发现的全面性。首先,它首次实现了对哺乳动物神经元胞体和神经突在动作电位期间全场、亚纳米尺度、亚毫秒级形变动态的同步成像。其次,它巧妙地将高速QPI与实时尖峰触发平均、光遗传学刺激和计算光学相结合,在极限灵敏度下压制噪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时空分辨率信噪比。最后,它不仅是现象的报告,更通过将定量影像数据与基于真实细胞形态的有限元力学模型直接对比,实现了现象学描述到机制性解释的跨越,为这一新兴领域建立了从实验到理论验证的研究范式。研究还指出,利用反射模式(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理论上可提升相位信号强度超过百倍,这为未来的技术改进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