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 Martin F. Manalansan IV,发表于期刊 Radical History Review 第120期(2014年秋季),属于一篇以民族志方法为基础的理论探讨性学术论文,而非单一实证研究报告。该文结合情感理论、物质文化研究与酷儿研究,提出并论证一种“混乱即档案”的酷儿移民档案观。
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当混乱、失序与堆积物构成日常生活空间时,这样的空间能否被视为一种另类档案?作者通过对纽约市皇后区杰克逊高地一组无证酷儿移民家庭的民族志观察,挑战了传统档案学对秩序、分类与可读性的执着,主张“乱”(mess)本身即酷儿性(queerness)与历史记忆的构成性“材料”(stuff)。
作者首先回顾了女性主义学者对档案概念的扩展。档案不再仅仅是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工具,也被视为边缘主体“栖居”(dwelling)的日常场所。作者进一步将这种扩展推向“酷儿移民档案”,把杂乱、污秽、拥挤与情感纠葛视为档案的组成部分。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要做的是“弄脏”(funking up)酷儿研究,保留酷儿经验中平庸、日常、难以驾驭的面向,而非将其浪漫化为英雄式反抗。
文章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对“酷儿即乱”的重新诠释。作者引述 Michael Warner 对酷儿理论的描述——在原本沉闷的学术界制造一种“性冲动”的污浊气氛——并由此将“弄乱”(messing up)视为酷儿研究的方法。同时,作者借助电视真人秀《Hoarders: Buried Alive》与《What Not to Wear》分析规范化叙事:这些节目将囤积者与“时尚受害者”从病理状态拉回正常状态,而作者拒绝这种从“不可能”到“可维持”、从“乱”到“序”的目的论路径。他认为,“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并非转折点,而是酷儿性本身的构成要素。
在民族志部分,作者描述了一个由六名无证移民组成的家庭,包括一名菲律宾跨性别女性 Imelda、两名南亚男同性恋者、一名厄瓜多尔女同性恋者以及两名哥伦比亚人。他们挤住在一间一居室公寓中,每个人都在多个低薪服务行业中奔波。作者初次进入这间公寓时,感到“恶心与震惊”:塑料袋、纸箱、床垫与杂物堆满房间,厨房只是靠墙排列的水槽、冰箱与煤气灶。然而 Imelda 指出,尽管外人看来混乱,每个住户都清楚自己物品的位置。这种“混乱中的秩序”正是作者所关注的另类档案逻辑。
文章详细叙述了一个关于餐具的片段:Natalia 在路边捡到一套有蓝色叶片花纹的美耐皿(melamine)盘子和碗。Imelda 欢呼“好漂亮的餐具”,但两人都承认,由于公寓拥挤、担心引来老鼠和蟑螂,他们从未在家正式用餐,餐食通常来自外卖容器。Natalia 将大部分餐具收进塑料收纳箱,但留下一个碗作为日常用品,可能是肥皂盘或放硬币与别针的容器。她并不把这个碗视为装饰品,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记忆触发器”(mnemonic trigger),提醒自己收纳箱中埋藏的“宝藏”终有见光之日。
作者由此探讨了无证移民对物品价值的“模糊”态度。Imelda 解释,由于他们生活在非法租约与随时可能搬迁的状态中,把物品预先收纳好可以减少搬家时的麻烦。然而她也承认,储存并不总能保证物品留存,东西会碎、会丢、会被遗弃。Natalia 则说她“总是准备好起身离开”。作者认为,这种对物品既依恋又疏离、既怀抱希望又接受无常的矛盾状态,不同于 Lauren Berlant 所说的“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酷儿六人组并非被对物品的执念所困,而是依靠“放手、离开、发现的愉悦与对无常的认知”来在时间与空间中移动。
作者借此批判传统档案对“起源”(origin)与“可读性”(legibility)的执着。无证移民并不是“没有文件”的人,而是“文件处于混乱或不合国家认可秩序”的人。当被问及“你从哪里来”时,他们往往以“波多黎各人”或“夏威夷人”等模糊身份来规避审查。这种对固定起源的拒绝,既是生存策略,也是酷儿作为“乱”的重要组成部分。酷儿移民档案因此存在于对文献真相、时间可读性与语义清晰性的持续拒绝之中。
在物质文化层面,作者引入 Scott Herring 的“物质偏离”(material deviance)概念,说明酷儿与囤积者与物品之间存在着“任性”(wayward)的关系。Natalia 的餐具无法被追溯出清晰的来源、功能与价值链条:它们被捡来时已经褪色、有缺口,之后被收藏却几乎不使用。作者指出,理解这些物品的档案价值,不能建立在“物质价值—功能—情感”的理性对应关系上,而应承认物品、欲望、空间之间的“浑浊、不可读与难以驾驭”的断裂。作者没有试图“清理混乱”,而是思考如何“与乱共存、对抗乱、在乱中生活”。
作者进一步借用 José Esteban Muñoz 的“短暂物作为证据”(ephemera as evidence)理论。Muñoz 认为,短暂物——如痕迹、微光、残渣与碎屑——无法被既有学科证据规则所驯化,它们指向的是“少数族裔主体”(minoritarian subjects)自我创造与历史创造中短暂、游牧、混乱而难以捉摸的经验。Natalia 的餐具正是这种短暂物:它们曾是某人的垃圾,被她重新赋予价值,像宝藏一样收藏,同时寄托着未来某天围坐用餐的模糊想象。这些物品与公寓中堆积如山的物件、住户们的故事一起,构成了一个“活档案”(living archive)。
在文章最后,作者指出这种酷儿移民“活档案”的意义:它开启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理解方式,并扩展了酷儿性与移民的概念。它有助于重新定位关于时间、空间与价值的政治话语,为围绕移民与酷儿议题建立新的联盟打开视野。这些物品、身体、经验与实践并不固定未来。酷儿六人组并非“没有未来”。相反,这种档案包含了悲剧、令人反感、不适、平庸与看似垃圾般歪斜的物品与身体实践,它们可能暗示政治潜能,指向另类叙事,并保持对多重未来的开放。
文章的亮点在于:第一,将“混乱”从病理化话语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认识论与政治价值;第二,以民族志细节展现无证酷儿移民在物品、身体与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避免将边缘主体浪漫化或僵尸化;第三,对“档案”进行酷儿化改造,强调短暂物、不可读性与非起源性作为历史书写的合法基础;第四,拒绝“从乱到序”的目的论,主张在混乱中寻找生存、愉悦与可能性。
作者在致谢与注释中还提到,本文受惠于 José Esteban Muñoz 的思想,并在其去世后完成,因此这篇文章本身也是一个“情感档案”,记录了 Muñoz 所开启的情感与思想可能。整体而言,该文以跨学科的方式将酷儿理论、移民研究与档案学相互搅动,提出“乱”作为理解边缘生命与另类历史的核心范畴,具有显著的理论创新意义与批判性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