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本译写的历史回眸与当下意义》一文的学术报告

本文由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的石春让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张静共同撰写，发表于学术期刊《翻译界·第十九辑》（出版时间为2025年）。文章聚焦于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兴概念——“无本译写”（sourceless transwriting），旨在从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系统梳理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实践脉络，并深入探讨其在当代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文主题与核心观点

本文的核心主题是界定、追溯并论证“无本译写”这一翻译研究新领域的合法性与重要性。作者认为，“无本译写”指涉的是一种特殊的跨语际转换活动：其目标语文本并非基于单一的源语文本（单一底本），而是综合了多个源语文本的碎片化信息，并通过“译”与“写”的深度融合创作而成。在此类文本中，“写”是主要目的，而基于多源的“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手段。文章的核心论点在于：“无本译写”并非当代新生事物，而是贯穿于中国翻译史的一种隐性实践，其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具有推动理论创新、回应时代需求、搭建中外学术桥梁的三重重要意义。

主要观点阐述

第一，对“无本译写”概念的理论界定与嬗变梳理。 文章首先在理论层面廓清了“无本译写”的内涵及其在翻译研究谱系中的位置。作者回顾了翻译定义的演变：从雅各布森（Jakobson）代表的“传统派”将翻译视为对单一原文本的语际转换，到勒菲弗尔（Lefevere）引领的“改写派”将翻译拓展为对单一原文本的“译”与“改写”。后者关注的“有本译写”，其核心仍是“译”，底本是单一的。而“无本译写”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又一次范式突破。它跳出了单一底本的局限，其操作对象是多个源语文本的碎片化信息，其最终产物是以“写”为主要形态、但嵌入了不可或缺的“译”的成分的综合性文本。作者援引刘晓峰（2023）的研究，总结了“无本译写”的六个特征，包括无单一原文底本、“译”“写”关系独特、译写语言与对象缺乏本土关联等。文章通过图1清晰地展示了从“纯粹翻译”（只译不写）到“有本译写”（为译而写），再到“无本译写”（为写而译），最终到“纯粹写作”（只写不译）的连续统，从而将“无本译写”稳固地锚定在翻译研究的范畴之内，为其历史回眸和当代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对中国翻译史上“无本译写”实践的历时性史实梳理。 为了证明“无本译写”实践的历史悠久性与普遍性，作者进行了细致的史料爬梳，将其划分为四个关键阶段： 1. 早期佛经翻译时期：以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为代表。作者以《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僧人“六物”的记载为例，指出义净先音译梵文名称，再加注意译解释，这种基于多部佛经知识和个人见闻的编译、注解与创作相结合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无本译写实践。 2. 明清之际科技与宗教译介时期：以利玛窦《天主实义》、庞迪我《七克》等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为例。这些作品为了向中国受众传教，大量摘译、编译并融汇了欧洲古典哲学、神学著作（如《圣经》）、寓言故事（如《伊索寓言》）以及中国先哲名言，基于多个底本构建了一套融合中西的话语体系，旨在实现文化的嫁接与传播。 3. 晚清民初文化输入时期：以魏源《海国图志》为典范。该书百卷本引用了超过70种中外著作，其中外文著作达20余种。它并非简单翻译某一本书，而是基于海量多语种文献，进行筛选、编译、综述和评述，最终形成一部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综合性巨著，是无本译写在启蒙救国背景下的宏观呈现。 4. 21世纪全球化跨文化交流时期：这一阶段的实践呈现双向性。一方面是西方汉学家或作家用外语（如英语）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例如扶霞·邓洛普的《鱼翅与花椒》、孔飞力的《叫魂》等。这些“与中国有关的异语写作文本”或“汉学著作”，是作者基于大量中文原始材料（多底本）进行消化、转述、分析和创造性写作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类作品又被回译或介绍到中国，形成了复杂的跨文化循环。作者指出，此类文本中“译”与“写”的比例因类型（学术类、文学类等）而异，但均属无本译写范畴。

第三，对“无本译写”相关理论演进脉络的追溯。 文章不仅梳理实践，也挖掘了中国翻译思想史中与“无本译写”理念相呼应的理论萌芽。这些理论探索主要围绕两个轴线展开：一是对翻译底本多元化的认识，二是对“译”“写”活动样态与功能的思考。 * 在底本层面，从佛经翻译的“格义”法（用中国本土概念比配佛教术语，可能涉及多部佛经中相似术语的统一处理），到赞宁“译之言易矣，谓以所有易所无矣”的开放性阐释，都隐含了超越单一文本进行意义转换的思想。 * 在“译”“写”关系层面，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为翻译中必要的删减（“写”的介入）提供了依据；蔡元培“意识而为语言，一译也”的观点，将翻译上升到意识转化的高度，与无本译写的跨文化意义重构本质相通。 * 现当代理论中，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明确提出了“多源一译”的模式，其“综述、述评、阐释”等变通手段与无本译写高度契合。王宏印提出的“无本回译”概念，聚焦于将异语写作的中国题材作品译回中文时面临的“无（固定）本”可依的挑战，与“无本译写”在“无本”思想上同源，区别在于前者关注英译汉，后者更侧重为汉译外提供借鉴。刘晓峰（2023）正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本译写”概念，并系统阐述了其特征。

第四，阐发“无本译写”在当下的三重意义。 这是文章论证的落脚点，旨在说明研究无本译写在当代何以必要且紧迫。 1. 作为创新动力，推进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文章指出，无本译写研究打破了对“单一底本”的执着，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基于多源文本的碎片化、创造性转换活动。这为中国翻译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例如，研究西方汉学著作（无本译写产品）中如何处理中国专有名词，能启发新的翻译策略。文中以“靖难之役”被译为“the pacification of crisis (jingnan)”并添加“euphemistically”为例，展示了这种译法如何在英语语境中既传递历史信息，又暗示其文化政治内涵，是一种多层次的意义重构，为文化专有项外译提供了创新思路。 2. 作为回应机制，顺应中国翻译事业的时代需求：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策下，了解目标受众（西方）已有的“中国认知”体系至关重要。大量西方汉学著作作为无本译写的成果，已经构建了一套西方读者相对熟悉的话语体系。深入研究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清晰把握哪些表达已被接受，哪些存在误读或偏见，哪些领域尚属空白。文章赞同王宁（2016）的建议，即建立国外汉学家成功译法的数据库，供对外翻译实践参考。这实质上是倡导一种“知己知彼”的翻译策略，通过研究既有的无本译写文本来优化我们自身的对外译写实践，使传播更有效。文中举例说明无本译写作品中对中文典籍引文的意译处理方式，为处理中国著作外译中的大量引文难题提供了参考。 3. 作为交流平台，构建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对话的新桥梁：文章深刻指出，无本译写研究有助于我们洞察并适应西方的思维与叙事逻辑。西方学术著作（无本译写的主要形式之一）通常体现着先概括后详述、重客观陈述（如多用被动语态）等逻辑特点。文中以介绍楠木的英文段落为例，对比了中英文不同的表达习惯。研究表明，在对外传播时，有意识地借鉴这种目标语受众熟悉的逻辑结构进行“译写”，而非僵硬的字面对译，能显著提升文本的可接受度和传播效果。因此，无本译写研究超越了语言转换，深入到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的转换层面，为真正有效的跨文化对话搭建了方法论桥梁。

论文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显著。在理论层面，它系统化地提出了“无本译写”这一概念，并将其置于中国翻译史的长河中进行考证，赋予了其深厚的历史合法性，从而丰富和拓展了翻译学的研究范畴，特别是对“翻译”与“写作”边界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文章融合了历史文献分析、概念辨析与案例研究，为翻译史研究和理论构建提供了范例。在实践层面，文章紧扣国家文化战略，为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深入研究既有的、成功的无本译写文本（西方汉学著作等），来逆向工程其传播密码，从而优化我们自身的对外翻译与创作策略。文章最终强调，无本译写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探讨，更是一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实践导向型理论探索，对于创新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促进有效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