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题为《论李娟散文中的女性形象》，由艾成伟（1）和胡昌平（2）撰写，发表在《昌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一作者艾成伟隶属于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探讨新疆作家李娟散文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在边缘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李娟作为新疆女性散文创作的新秀，以清新笔触描写现实与精神交织的生活经历。文章指出，她通过构建纯粹女性的书写世界，深刻挖掘边缘化女性的精神图景并寻求救赎路径，反映了女性在复杂环境中的挣扎与成长。主要探讨的关键词包括“家庭本位”、“女性世界”、“边缘化环境”和“精神困境”。
文章重点分析了李娟散文作品中的三个核心女性形象——“我”（主人公）、“母亲”和“外婆”。通过研究她们在作品中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作者探讨了边缘化环境如何塑造女性，并提供女性如何应对精神困境的多种解读。这三个形象既独立又联系紧密，彼此映衬，共同建构了李娟作品完整的女性世界。
“我”是新生代青年女性的自我叙述形象，身处边缘化环境中，面对破碎家庭、陌生社交与精神空白而选择”出走”寻求补偿。文章强调，家庭的破碎是“我”迷失的重要因素：“父亲”的缺失使“我”丧失传统经验传承，对未知充满恐惧，迫使“我”在外部世界寻求社会认知来实现自我成长。
此外，边缘化环境中“我”表现出角色的异化。“我”在家庭中既是母亲和外婆的孩子，又必须肩负母亲的角色；在社会中则要扮演男性形象以自立。这种多重身份迫使“我”通过劳动、奋斗和自我突围寻找内心的力量。例如，在《空手心》和《像针尖》中，“我”选择离家去陌生城市独自闯荡，通过劳动体验人生并提升自我意识，从而在精神层面试图突破困境。
“我”这一形象不仅是个人心境的写照，更是所有边缘化人物的缩影。在成长与迷失间，她始终在游离与探索中寻求对自身的定位。
母亲是家庭本位中重要一环，既是边缘化环境的塑造者之一，也是挣扎与反抗后选择“随遇而安”的一代。她一方面护卫家庭，支撑“我”和外婆，另一方面却忍受自身的孤独与角色迷失。母亲选择困守边缘化环境以逃避精神痛苦，但她仍通过“逼我成长”等方式，努力让下一代面对更好的未来。
文章通过分析《在河边》和《妈妈知道的麻雀窝》等散文展现了母亲的一种矛盾状态。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爱，另一方面在现实时却不得不妥协，以“退化”为孩子的方式为家庭寻找解脱。但她的角色迷失并非彻底的；在痛苦中母亲展现出了回归责任和角色的潜意识。她的一生不断徘徊于挣扎与妥协之间，她的宿命成为“我”和外婆命运的镜像。
外婆作为“逝去的一代”的代表，是家庭情感与伦理维系的重要联结者。她承载了家族文化和经验，但这些文化在边缘化环境中不被接纳，使外婆面临独特的精神困境。在文本中，外婆始终坚持过去的文化认同，并通过传递亲情纽带让“我”和母亲获得灵魂依托。
比如，在《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中，外婆追逐“草帽”这一象征久远文化的物化形象，表现了她对传统文化与乡情的坚持。同时，她的形象以浓厚的生命力，将家族成员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努力下，家中“我”和母亲虽迷失，但仍有“根与灵魂”的存在感。
李娟的散文文本中，通过三个核心女性人物揭示了边缘化环境对个体精神的塑造。这种环境包括自然地理（新疆风土）与文化环境（族群边界混乱、文化融合的鸿沟）。这既是女性形象的生活真实，也是代代传承的精神困境的来源。
文中提到，“我”、“母亲”和“外婆”面对边缘化时很好地呈现了三种典型生存状态： - “我”：缺失→找寻→迷失 - 母亲：缺失→找寻→回归 - 外婆：缺失→找寻→妥协
文章表明，李娟借助这些回应方式完整地还原了一代又一代边缘化女性的群体形象，并揭示了困境中女性自救与相互依托的关键性力量。
除了直接描摹人物的内心状态，李娟运用了大量动物形象来强化女性情感。例如，在《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中，雪兔象征了边缘化人物的挣扎与敏感。它在笼中的痛苦与孤独，正是“我”、“母亲”、“外婆”的隐喻。雪兔最终垂死的归宿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归根精神孤独的无奈思考。
艾成伟、胡昌平的分析文章以学术深度探讨了李娟散文对女性边缘化形象的塑造，不仅揭示了女性在边界文化中的精神困境，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多样化群体的生存状态。文章的价值在于： 1. 提供了对李娟作品的学术评价基础，特别是对其艺术与现实主义承载的肯定； 2. 深刻剖析了边缘化环境如何从家庭、文化传承、伦理维系等层面影响新生代人物； 3. 强调了女性通过寻根意识和自我成长出路（即自救与依托）为现代女性带来的实践启发。
无论从文学研究角度还是社会层面，这篇文章都具有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