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于2024年第一期发表了由王节祥、陈威如、龚奕潼、陈衍泰（通讯作者为龚奕潼）合作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题为《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中如何应对“个性与共性”矛盾？——基于树根互联的案例研究》。这项研究得到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的资助。

本文的研究领域属于工商管理，具体聚焦于数字平台构建与创新管理。研究的背景源于当前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实融合”）的国家战略需求。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支撑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其构建过程并非坦途。研究团队敏锐地识别出一个在实践中普遍存在、但在学术上尚未被深入剖析的核心矛盾：平台企业希望开发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共性”能力以实现规模化扩张，而行业用户则迫切需要能够解决其特定业务痛点的“个性化”解决方案。这一矛盾在实践中常被形象地比喻为“造车”（为用户定制开发应用）与“修路”（建设通用的平台基础设施）的冲突，典型案例是美国通用电气（GE）的Predix平台所遭遇的困境。尽管现有研究对消费互联网平台的“鸡与蛋”矛盾（即如何吸引双边用户加入）已有丰富探讨，但直接针对工业互联网平台情境下“个性与共性”这一组织间共创矛盾的理论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在与用户共创的过程中，有效应对“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其目标是通过深入的案例剖析，揭示应对这一矛盾的过程机制，从而丰富平台构建理论和组织间模块化架构生成动力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了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理论抽样选择了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对象。树根互联是工信部评选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其发展历程中明确面临并试图解决“造车与修路”的矛盾，案例具有典型性和启示性。研究设计是一个系统的探索性理论建构过程，主要包含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两大核心程序。

在数据收集程序上，研究团队通过多阶段、多来源的方式获取了丰富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以确保三角验证。整个过程历时约两年。一手资料主要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获取，累计访谈时长40.5小时，转录文本约50万字。访谈对象覆盖了树根互联内部各个层级（包括CEO、各部门负责人及业务经理）以及外部关键相关方。外部相关方包括三类重要伙伴：作为“天使用户”的三一重工和星邦智能（代表早期共创者）、作为“行业头部用户”的新天钢集团和长城汽车（代表深度共创以沉淀行业能力的伙伴）、以及作为“生态领先用户”的杰克缝纫机（代表基于平台能力构建子平台的生态伙伴）。此外，团队还访谈了其他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以进行横向对比和情境理解。二手资料则贯穿始终，包括企业内部文档（如平台架构演示、招股说明书）、行业研究报告、权威媒体报道以及研究团队通过参与观察（如参加企业战略研讨会、实地参访）获得的资料。

在数据分析程序上，研究严格遵循了过程研究的策略和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首先，研究团队基于对树根互联发展历程的梳理，将其平台构建过程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分别对应三大业务场景：“产品后市场”服务场景（启动期）、“智能制造工厂”场景（成长期）和“产业链生态”场景（扩张期）。这种阶段划分为后续的过程分析提供了时序框架。其次，采用叙事策略和事件序列方法进行初始分析，深入理解每个阶段平台所面临的具体矛盾形态。随后，进行正式的编码分析。第一步是一阶编码，从原始访谈记录和其他资料中提取“中心句”，尽可能保留受访者的原话。例如，“我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大资源投入，派专门的团队去服务……”、“通过抽取设备标签开发设备物模型”等。第二步是二阶编码，对一阶编码进行抽象，形成具有理论意义的构念，并用动名词形式表示，如“定制个性方案”、“构建数字模型”、“沉淀共性模块”等。第三步是聚合维度，将逻辑上相关的二阶构念进行聚类，形成更高层级的理论主题。整个编码过程在三个阶段间迭代进行，研究团队内部通过反复讨论并与既有理论对话，以确保构念的清晰和逻辑的严谨。最终，通过“条件—行为—结果”的逻辑链条，提炼出每个阶段平台企业的核心策略，并构建了整体的过程模型。

本研究通过系统的案例分析，得出了关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过程的核心发现。研究结果表明，树根互联通过一个动态演进的“项目—产品—模块—生态”过程，成功应对了不同阶段的“个性与共性”矛盾。具体结果体现在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中：

在第一阶段“耦合需求开发产品”中，针对创业初期的“启动困境”，树根互联的策略是与“天使用户”深度耦合。研究数据显示，树根互联基于在三一重工的经验，战略性选择了“产品后市场”这一具有共性潜力的场景，并集中资源为星邦智能定制了设备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通过派驻团队、加班加点，用近一年时间完成方案上线和优化，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获得了生存所需的现金流。关键的转化步骤在于“构建数字模型”。团队与用户合作，从具体的设备运维方案中抽象出共性属性，开发了设备的“物模型”（Digital Twin Model）。例如，用臂展、身长、位置等十几个标签来刻画不同型号的设备，使得模型能够灵活适配新设备。同时，将星邦智能的业务经验（如故障诊断规则、报警阈值）融入模型。最终，结合物联硬件和数据分析算法，将针对星邦的定制方案，转化为了一个可对外标准化的“根云1.0”产品，即“智能设备运维”明星产品。这一阶段的结果表明，通过与天使用户的深度耦合并构建数字模型，平台成功地将最初的个性化项目“解耦”出了可复用的产品雏形，迈出了从“个性”中提炼“共性”的第一步。

在第二阶段“解耦沉淀能力模块”中，面对平台成长需要进入更多行业（如钢铁、汽车）时的“成长困境”，树根互联的策略是与“行业头部用户”合作，进一步“解耦”能力。研究证据显示，当树根互联将“智能设备运维”产品扩展到新天钢集团的工厂设备管理时，遇到了巨大差异。钢铁行业的设备（如高炉、轧机）与工程机械完全不同，原有的物模型和方案无法直接复用。为此，树根互联与新天钢深度共创，开发新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是简单地为新天钢做另一个定制项目，而是有意识地将解决方案中所需的底层能力（如针对旋转类设备的振动分析算法、针对高温环境的传感器数据采集方法）与“为新天钢服务”这个特定需求进行“解耦”。将这些在不同行业解决方案中反复出现、可被重用的技术能力，沉淀为平台上的一个个独立的、标准化的“能力模块”。例如，将设备连接协议适配、时序数据存储、特定工况分析算法等，分别沉淀为独立的模块。这些模块就像乐高积木，可以被后续服务其他行业用户（如汽车行业的长城汽车）时快速调用和重组，从而高效地组装出新的个性化解决方案。这一阶段的结果揭示了平台实现规模化扩张的关键机制：通过持续与不同行业的头部用户共创，并将共创成果不断“解耦”，沉淀出日益丰富的、具有“共性”的平台能力模块库。

在第三阶段“构建松散耦合生态”中，面对用户个性化需求指数级增长的“扩张困境”，树根互联的策略是引入“生态领先用户”，构建“松散耦合”（Loosely Coupled）的生态系统。研究发现，当平台涉足服装设备等海量细分行业时，仅靠平台自身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个性化需求。树根互联推出了“P2P2B”（平台-伙伴-企业）模式。以杰克缝纫机为例，杰克自身是缝纫机制造商，同时希望服务下游服装工厂的数字化需求。树根互联不再直接为终端服装工厂开发解决方案，而是将自身平台的能力模块（如设备连接、数据平台、基础算法）开放给杰克。杰克基于这些共性能力，结合自身对服装制造行业的深度理解（业务诀窍），开发出面向服装工厂的“成套智联”解决方案，构建了一个服务服装产业的“子平台”。在这个结构中，树根互联作为“根平台”，专注于建设和优化底层、更“共性”的“使能模块”（Enabling Modules）；而像杰克这样的生态伙伴，则在其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利用根平台的模块来构建满足细分行业“个性”需求的子平台和应用。两者之间通过标准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合作协议连接，既保持独立运作（耦合松散），又协同创造价值。这种“相嵌合作”的生态模式，从根本上化解了平台企业资源有限与用户需求无限多样化之间的张力。

本研究的结论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通过“耦合—解耦—松散耦合”的递进机制，动态应对“个性与共性”矛盾的演进过程。首先，通过深度耦合用户需求启动，将个性化项目解耦转化为可复用的产品；其次，通过跨行业解耦共创成果，沉淀出可重组的共性能力模块；最后，通过构建松散耦合的生态系统，将满足海量个性需求的任务分配给生态伙伴，平台自身则聚焦于更底层的共性使能模块建设。这一过程模型清晰地展示了组织间松散耦合模块架构是如何从具体的、个性化的合作中逐步生成和演化的。

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理论价值上：第一，它率先明确并深入剖析了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中的“个性与共性”矛盾，区别于消费互联网的“鸡与蛋”矛盾，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二，它揭示了平台企业应对这一矛盾的具体过程机制（耦合—解耦—松散耦合），贡献于平台构建和数字创新过程的理论。第三，它拓展了模块化理论，首次在数字平台情境下，系统阐述了组织间（而非组织内）松散耦合模块架构的生成动力与演化路径，回答了“模块从何而来”这一重要问题。在实践价值上：第一，研究结论高度适配中国制造业“梯度分布”（即大中小企业并存、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特征，为中国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解释。第二，对政府和企业的启示在于：评价工业互联网平台不能只看连接设备数量，应关注其共性能力模块的沉淀深度和生态构建水平；平台企业应采取与本国产业特征相匹配的构建策略，如服务头部用户、强化使能模块、培育生态等，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研究问题具有前沿性和现实迫切性，精准抓住了当前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核心痛点。第二，研究方法严谨，基于典型的纵向单案例，通过长时间、多层次、多来源的数据收集和系统的扎根理论分析，保证了研究发现的可信度和深度。第三，理论发现具有创新性，提出的“耦合—解耦—松散耦合”过程模型，为理解复杂数字平台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第四，研究结论具有鲜明的中国情境洞察，将平台构建策略与中国制造业的梯度分布特征相联系，增强了理论的本土契合度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