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D. Berry和David Lowery（来自University of Kentucky）于1984年11月在*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46, No. 4）发表了一项关于政府规模测量的研究，题为”The Measurement of Government Size: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Growth”。这项研究聚焦于公共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的交叉领域，旨在解决政府增长（government growth）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测量方法问题。

学术背景

政府规模的传统测量方式采用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即current-dollar growth，未调整价格增长的“名义增长”）。然而，这一指标可能因两种因素增长：(1) 政府实际活动范围的扩大（real growth，真实增长）；(2) 公共部门提供相同服务的成本增速高于私营部门（相对价格效应）。此前多数理论模型试图解释真实增长，但实证研究却普遍使用未调整价格的名义指标，导致结果可能混淆两种机制。作者指出，战后美国公共部门的成本增速显著高于私营部门（Beck, 1976），若忽略价格差异，可能高估政府实际扩张程度。

研究流程与方法

1. 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研究选取了七种主流的政府增长理论模型进行对比测试，包括：

   • 制度集中化模型（Institutional Centralization）：中央财政集权程度（revcen）与政府间转移支付（aid）对政府规模的影响。
     
   • 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工业化（indus）、收入（income）、人口（popul）及服务依赖人口（depend）的作用。
     
   • 国际开放模型（International Explanation）：进出口占比（exp, imp）对政府干预需求的影响。
     
   • 供给侧模型（Supply-side）：劳动力结构（selfem, farmem, femlab）对税收征收成本的影响。
     
   • 财政幻觉模型（Fiscal Illusion）：税收隐蔽性（wheld）、债务融资（debt）和税制复杂性（cmplx）对公共支出需求的扭曲。
     
   • 官僚投票模型（Bureau Voting）：公共部门雇员比例（govem）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 示范效应模型（Demonstration Effect）：信息传播（commun）与城市骚乱（riots）对再分配政策的影响。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数据来自Citibase数据库（1948–1979年），部分变量通过其他来源补充（如税制复杂性数据限于1959–1979年）。
     
   • 核心变量操作化：
     
     • 未调整指标（shareu）：政府支出与GDP的原始比率。
       
     • 调整指标（shared）：对政府支出和GDP分别使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价格平减指数（implicit price deflators）消除相对成本差异。
       
   • 采用伪广义最小二乘法（pseudo-GLS）处理自相关问题，多数模型假设误差项为二阶自回归过程（AR(2)）。
     

3. 分析流程
   对每个模型分别进行两次回归：一次使用未调整的shareu，另一次使用调整后的shared，通过比较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差异评估测量误差的影响。

主要结果

1. 未调整指标的误导性

   • 使用shareu时，七种模型中有四种（国际开放、示范效应、官僚投票、制度集中化）的全部变量系数符号与理论一致，且解释力较高（R²为0.35–0.78）。供给侧和财政幻觉模型的部分变量也显著支持理论（R²>0.9）。仅瓦格纳法则表现不佳。
     
   • 但使用shared后，17个自变量中11个系数符号反转。仅有瓦格纳法则的三个变量（income, depend, indus）符号与理论一致（但统计不显著），其余模型均无支持性证据。例如：
     
     • 官僚投票模型中，govem系数从显著正相关（+0.019）变为显著负相关（-0.019）。
       
     • 国际开放模型中，进口占比（imp）系数从正（+0.27*）转为负（-0.57***）。
       

2. 价格调整的实质影响
   未调整指标高估了政府真实扩张速度。例如，制度集中化模型的aid变量在shareu回归中显著正向（+0.011***），但在shared中变为不显著负向（-0.0015），表明传统结论可能源于公共部门成本增速的统计假象。

结论与价值

1. 理论意义
   研究揭示了政府增长实证研究的重大方法论缺陷：未调整价格的名义指标混淆了真实活动扩张与成本差异，导致多数现有理论的支持证据可能无效。例如，国际开放模型的“贸易依赖推动政府干预”结论可能实际反映的是公共部门成本增速的跨国差异。

2. 方法论贡献

   • 提出必须使用部门特异性价格平减指数分离真实增长与名义增长。
     
   •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复用的调整测量框架（如Citibase平减指数）。
     

3. 政策启示
   若政府扩张主要由公共部门成本驱动（如工资刚性），而非实际服务范围扩大，则政策重点应转向效率改革而非单纯缩减支出。

研究亮点

1. 创新性发现：首次系统量化了价格效应对政府增长理论检验的干扰，推翻多项传统结论。
   
2. 方法严谨性：通过对比同一模型在调整前后的结果差异，直接验证测量误差的严重性。
   
3. 跨学科意义：为公共经济学中的成本分析与政治学的制度理论搭建了桥梁。
   

其他价值

作者指出，相对成本增长本身亦是待解释现象（如Baumol, 1967的成本病理论），但现有研究极少关注此问题，为未来研究开辟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