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b，即一篇科学论文，但并非单一原创研究的报告。以下是针对该文档的学术报告：
作者与机构：本文由Joseph Herkert（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Jason Borenstein（乔治亚理工学院）和Keith Miller（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共同撰写，发表于2020年7月10日的《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期刊。
主题：本文探讨了波音737 Max飞机两起空难事件中的工程伦理问题，分析了波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在设计、认证和监管过程中的伦理责任，并提出了对工程师、工程教育者和专业工程协会的启示。
主要观点与论据：
波音737 Max空难的背景与技术原因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两架波音737 Max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坠毁，共造成近350人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飞机上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 Maneuvering Characteristics Augmentation System）的设计缺陷。MCAS旨在防止因发动机重新配置导致的失速，但其设计依赖于单一迎角传感器（AOA, Angle of Attack Sensor），且未向飞行员充分披露其存在和功能。在传感器故障时，MCAS反复强制压低机头，导致飞行员无法控制飞机。
支持证据包括印尼狮子航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事故调查报告，均指出MCAS设计缺陷是事故的主要原因。此外，波音公司在事故后的调整措施（如依赖双AOA传感器、限制MCAS权限等）也间接承认了设计问题。
波音公司的伦理责任
波音公司在737 Max的设计和认证过程中，未能将公众安全置于首位。其决策受到与空客竞争的压力，选择了通过软件（MCAS）掩盖硬件设计缺陷，而非重新设计飞机。此外，波音未向飞行员提供关于MCAS的充分培训和文档，进一步增加了飞行风险。
支持证据包括波音内部工程师的警告（如2015年关于单AOA传感器的担忧）以及波音前员工的公开指控。波音管理层对成本和进度的过度关注，导致安全问题的忽视。
FAA的监管失败
FAA在737 Max的认证过程中过于依赖波音的自认证，未能有效监督MCAS的设计和测试。FAA的风险评估报告预测，若不解决问题，737 Max在45年的使用寿命内可能发生15起事故，但该报告未及时公开。
支持证据包括FAA在事故后的独立审查报告，指出MCAS认证过程中的多项缺陷。此外，FAA与波音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被认为是监管失效的原因之一。
工程伦理的启示
本文强调，工程师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波音737 Max案例暴露了大型组织中工程师声音被压制的现象，以及专业工程协会在伦理活动中的参与不足。
支持证据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和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伦理准则，均明确要求工程师将公众安全置于首位。本文还呼吁工程教育中加强道德勇气的培养，以帮助工程师在面对伦理困境时采取行动。
“多手问题”（Problem of Many Hands）的讨论
在大型复杂组织中，责任的分配往往因多方参与而变得模糊。波音737 Max案例中，多个决策（如发动机重新配置、MCAS设计、单AOA传感器依赖、飞行员培训不足）共同导致了悲剧，但具体责任难以明确。
支持理论包括Nissenbaum提出的“多手问题”概念，即在集体行动中，责任的归属往往因决策的分散性而复杂化。本文指出，尽管某些决策在孤立情况下看似无害，但其集体影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案例的长期意义
波音737 Max案例与福特Pinto、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通用汽车点火开关等经典工程伦理案例相似，均揭示了在成本、进度与安全之间的权衡中，公众安全被忽视的问题。本文呼吁工程师、管理者和监管机构从中吸取教训，重新审视工程实践中的伦理责任。
支持证据包括波音公司在事故后采取的内部改革措施（如成立安全小组、调整工程师汇报结构），以及FAA在认证过程中增强独立性的努力。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通过对波音737 Max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工程实践中伦理责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大型组织和技术复杂系统中。文章不仅为工程师和教育者提供了具体的伦理指导，还呼吁专业工程协会和监管机构在推动工程伦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此外，本文对“多手问题”的讨论为责任分配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未来的工程伦理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上是对本文档的全面学术报告，涵盖了其主要观点、论据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