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Shuangjin Xiao，来自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于2023年发表在期刊《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该论文题为《Approaching the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of Transgressive Language: Swearing and Vulgarities i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Novel Jin Ping Mei》，主要探讨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金瓶梅》中粗俗语（如咒骂、污言秽语）的跨文化翻译问题。这是一篇翻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金瓶梅》的两个完整英译本——克莱门特·埃杰顿于1939年翻译的《The Golden Lotus》和芮效卫于1993-2013年间翻译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来审视翻译策略对原文中越轨语言（transgressive language）功能传达的影响，并由此反思翻译研究中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的适用性。
论文的核心论点在于，文学作品中非标准语言变体（如粗俗语）的翻译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领域，它不仅是语言转换问题，更涉及文化、语用和社会符号意义的传递。《金瓶梅》作为一部富含大量方言、俗语、咒骂和粗话的百科全书式作品，为研究此类语言的翻译提供了绝佳案例。作者认为，这些越轨语言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文学和美学功能，包括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关系、推进情节、表达情感以及创造幽默讽刺效果。因此，如何在翻译中处理这些元素，直接影响到目标文本对人物形象的再现、叙事连贯性以及原作风格的传达。
论文的主要观点与论证结构如下：
第一，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作者首先梳理了翻译研究中关于非标准语言变体（包括咒骂、方言、俚语等）翻译的现有文献。他指出，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辩论：一是“不可译性”，即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特异性，非标准语言特征往往难以在目标语中找到对等物；二是“标准化法则”（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省略、弱化或用标准语形式替换原文中的非标准语言，从而导致原文风格的损失和人物刻画的失真。同时，也有研究指出，译者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保留源文本的风格特征。然而，作者认为，针对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明清白话小说）英译中非标准语言处理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并通过分析《金瓶梅》这一非西方文本，打破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视角。
在理论框架上，作者主要借鉴了韦努蒂（Venuti）提出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概念。归化指使译文符合目标语文化价值观，追求流畅透明；而异化则指刻意保留原文的异质性，违反目标语规范，使译者“显身”。作者强调，本文将这两个概念视为具体的翻译策略（如省略、意译为归化；直译、逐字翻译为异化），并用于分析《金瓶梅》中粗俗语的翻译。同时，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策略，在翻译《金瓶梅》中的咒骂和粗话时都可能不够有效，因为这些语言形式的意义高度依赖于语境，具有认知、语用和指示功能。因此，译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选择性地运用这些策略。
第二，研究方法与语料选择。 本研究是一项定性研究，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范式，对《金瓶梅》源文本及其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聚焦于小说人物对话中出现的咒骂和粗俗语。源文本采用崇祯本，因为该版本流传最广，且两个英译本均以此版为底本。作者从小说中选取了九个粗俗语出现频率较高的章节，从中提取了十组典型例子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粗俗语在源文本中有何功能？2）译者在目标语中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处理这些元素？3）译者采用的解决方案对目标文本产生了何种后果？
第三，通过详细案例分析对比两种译本的翻译策略与效果。 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作者通过对十组例子的逐条分析，详细展示了埃杰顿译本（TT1）和芮效卫译本（TT2）在处理粗俗语时采取的不同策略及其产生的不同效果。
总体而言，埃杰顿的译本（TT1）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其翻译目的包括学习中文语言文化以及为当时不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提供简洁易读的译本。因此，TT1经常通过省略、弱化或使用中性词汇来替代原文中强烈的咒骂和粗话。例如，在例（3）中，潘金莲骂李瓶儿的“淫妇”等词在TT1中被省略或泛化处理，导致人物强烈的嫉妒和敌意被淡化，人物关系的紧张感和戏剧性大打折扣。在例（6）中，“明王八”、“王八花子”被简单地译为“turtles”，完全失去了中文里“妻子有外遇的男子”这层侮辱性含义，使得潘金莲话语的讽刺力度和人物性格的鲜活度大大降低。TT1的归化处理虽然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但付出了牺牲原文语用效果、文化内涵和人物刻画深度的代价。
相比之下，芮效卫的译本（TT2）则明显偏向异化策略。作为学者型译者，芮效卫旨在提供一个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细节的完整译本。因此，TT2力求逐字直译，尽可能保留原文中所有的咒骂和粗俗表达。例如，在例（1）中，“贼歪刺骨”被直译为“you lousy, splay-legged whore”，“溺泡尿把你自家照照”被逐字译为“piddle a bladderful of pis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yourself”。在例（5）中，“尿胞种子”被译为“piddling bladder’s spawn”。这种异化策略确实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异质性，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异域风情”。然而，论文指出，这种直译往往导致译文生硬、不自然，甚至令人费解。许多中文粗俗语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比喻意义（如例（4）中的歇后语“羊角葱靠南墙—越发老辣”，例（8）中的“黄猫儿黑尾”、“焦尾靶”），简单的字面对应无法传达其隐含的讽刺、幽默或侮辱意味，反而可能造成语义模糊或逻辑断裂，同样影响了人物对话的生动性和叙事的连贯性。
作者通过多个案例进一步论证了两种策略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具有文化特定性的詈骂（如例（4）、（5）、（8）），无论是归化的意译还是异化的直译，都难以同时传达其字面义、比喻义和语用力。对于某些表面粗俗实则亲昵的“社会性咒骂”（如例（10）中的“好小油嘴儿”、“怪行货子”），两种译法的处理（“little oily mouth”, “you wonderful creature” / “you crazy good-for-nothing”）都未能准确传递其打情骂俏的亲密语气，反而可能误译为带有冒犯性的词汇，扭曲了人物的交际意图。论文结论指出，无论是埃杰顿的归化还是芮效卫的异化，在翻译《金瓶梅》中丰富多样的越轨语言时，都未能完全有效地传达其预期的交际效果，这对小说的话语再现和人物塑造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四，研究结论与理论反思。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得出核心结论：《金瓶梅》中的咒骂和粗俗语在英译中未能得到良好处理，它们或被扭曲，或被误解。这一发现与Ghassempur和Greenall等人对其他文学作品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小说中的非标准语言变体在翻译过程中容易遭受失真和消抹。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将中文粗俗语翻译成英语所固有的挑战，主要源于其文化特异性、比喻意义以及在对话中的“言外之力”。
论文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归化与异化这一经典二分法的反思。作者认为，本研究的案例表明，在处理像《金瓶梅》粗俗语这样高度依赖语境、富含文化内涵和语用功能的语言元素时，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策略，都可能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归化可能导致风格特征和语用功能的 transmute（变形），而异化则可能因过度忠实字面而牺牲隐含意义和可理解性。作者提出，一个更有效的翻译标准或许是“解释性相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即译文应在解释层面上与源文相似，传达出相似的隐含意义和言外之力。译者应更关注粗俗语在特定语境中的认知和语用层面，而非仅仅其字面或表面意义，以确保人物对话的生动性、幽默讽刺效果以及人物性格的准确传达。
第五，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它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特别是非标准语言翻译的研究文献，将关注点从西方文本扩展至非西方文本。其次，它通过具体案例，深刻揭示了文学翻译，尤其是对话中越轨语言翻译的复杂性，挑战了简单化的归化/异化二元对立思维，呼吁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更谨慎、更具语境意识地运用这些策略。最后，作者指出，咒骂语如同试金石，检验着语际翻译能力的极限与边界。本研究对于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以及跨文化交际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文的亮点在于： 1）研究对象独特且具有挑战性，聚焦于中国古典小说中极具特色的粗俗语翻译；2）采用深入的定性对比分析方法，通过精心挑选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论证扎实；3）不满足于简单的现象描述，而是上升到对主流翻译理论（归化/异化）的批判性反思，提出了“解释性相似”这一更具操作性的思考方向；4）明确指出翻译的终极目标应是向目标读者有效传递信息，这对于文学对话的翻译尤为重要。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 未考虑目标读者对译文的实际接受和反应，这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此外，由于篇幅所限，分析的例子数量有限，未来研究可以建立双语语料库进行更全面系统的分析，或比较中英越轨语言的社会接受度、粗俗程度和历史动态，这些都将对翻译方法产生进一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