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Jeongheon JC Chang、Sei-Hill Kim、Jae Chul Shim及Dong Hoon Ma四位学者合作完成。其中，Jeongheon JC Chang隶属于CHA大学健康与战略传播系；Sei-Hill Kim隶属于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Jae Chul Shim与Dong Hoon Ma则均来自高丽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该项研究以题为“谁该为气候变化负责？责任归因、新闻媒体与韩国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风险”的形式，于2016年发表在学术期刊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上，该刊的印刷版ISSN为1520-5436，在线版ISSN为1532-7825。文章的在线发表日期为2016年6月13日，其接受的作者版本则于更早的2016年6月13日发布。

学术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的核心学术领域聚焦于风险传播、环境传播以及媒体效果研究。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议题，公众如何感知其风险、又将责任归于何方，是影响政策支持与公众行动的关键。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媒体如何塑造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但关于“责任归因”如何直接影响“风险感知”，以及媒体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是在亚洲语境下。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填补的空白。

研究背景基于几个关键观察：首先，韩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的国家，其过去百年平均气温增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公众对气候变化严重性的担忧程度在国际调查中名列前茅。其次，公众在讨论气候问题时，一个核心议题是“谁该负责”。责任归因不仅指向问题根源，也指引着解决方向。根据归因理论，责任的判定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与行为。同时，风险感知研究指出，感知到的风险可控性是决定风险感知高低的关键因素：人们倾向于对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风险感知到更高的威胁。由此，研究者提出一个理论连接：当个体将气候变化的责任更多地归因于政府或大型企业等外部实体，而非自身（普通公民）时，由于认为风险的控制权不在自己手中，他们可能会感知到更高的风险。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达成两个主要目标：第一，检验责任归因（指向自我、政府、大型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韩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知风险。第二，探究个体对科学/健康信息的不同媒体使用习惯，是否与其责任归因模式相关联。

详细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截面问卷调查法，其工作流程主要包括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变量测量与数据分析四个主要环节。

首先，在研究设计阶段，研究者旨在通过一项全国性的在线调查，量化分析责任归因、媒体使用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假设（H1a-c, H2a-b）和一个研究问题（RQ1），以系统地检验其理论构想。

其次，在数据收集环节，研究于2011年8月在韩国进行。数据采集委托给一家全国性的在线调查公司执行，该公司从其约65万人的潜在受访者面板库中招募参与者。抽样方法采用了非概率配额抽样，以确保样本在年龄、性别和地理区域上与韩国人口结构具有代表性代表性。符合配额标准的潜在受访者会收到电子邮件邀请。参与者被告知调查是匿名的，并有权随时退出。一旦某个特定子群体（如特定年龄、性别、地区的组合）的配额满额，便停止招募该群体的新参与者。因此，研究者无法计算传统意义上的回应率，但此设计确保了样本在关键人口学特征上的多样性。整个调查过程遵循了高丽大学关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伦理协议。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001人。

第三，在变量测量环节，研究者对核心构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与测量。 * 感知风险：鉴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与长期性，研究者从三个维度测量风险感知，均采用7点里克特量表（1=完全没有风险，7=风险极高）。受访者被要求评估气候变化后果对（a）自身、（b）他人、（c）下一代的风险程度。 * 责任归因：同样使用7点里克特量表（1=完全没有责任，7=责任重大），测量受访者认为（a）自己、（b）政府、（c）大型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潜在负面影响负责的程度。 * 科学媒体使用：测量了受访者通过四种渠道获取科学和健康信息的程度。对于每种媒体（报纸、电视新闻、在线报纸、在线公告板与博客），分别询问两个问题：使用频率（从1=从未到10=非常频繁）和关注程度（从1=不关注到10=非常关注）。将每个媒体的频率与关注度得分相加，生成一个综合指数，用以代表该媒体的科学信息使用量。信度检验显示，这四个综合指数的内部一致性较高。 * 机构信任：测量受访者对政府和大型企业的普遍信任程度，采用5点量表（1=完全不信任，5=非常信任）。 * 控制变量：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从1=非常保守到5=非常自由）、感知不确定性（公众对气候变化潜在风险了解程度的感知，1=非常不了解，7=非常了解，反向计分），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

第四，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主要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如均值、标准差、配对样本t检验）呈现韩国公众在风险感知、责任归因和媒体使用上的基本情况。其次，为了检验假设，研究者进行了三组分层回归分析，分别以三种风险感知（对自身、对他人、对下一代）为因变量。回归模型按顺序投入以下变量块：第一层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控制变量（意识形态、不确定性）；第二层为机构信任变量；第三层为四种科学媒体使用变量；第四层为三种责任归因变量；第五层为交互作用项（政府责任归因 × 政府信任、企业责任归因 × 企业信任）。为减少多重共线性，在构建交互项前，责任归因和机构信任的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此外，为回答研究问题（RQ1），研究者另进行了一组分层回归分析，以三种责任归因为因变量，依次投入控制变量、机构信任变量和科学媒体使用变量。

主要研究结果

描述性结果：数据显示，韩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知风险较高，其中对下一代的风险感知最高（均值=5.83），其次是对他人（5.17）和对自身（5.00）。在责任归因方面，公众认为政府责任最大（均值=4.48），其次是大企业（4.01），最后是个人（3.36）。在科学媒体使用上，电视新闻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均值=13.44），其后依次是在线报纸（12.87）、在线公告板与博客（11.65）和报纸（11.13）。

假设检验结果： 关于责任归因与风险感知的关系（H1a-c），研究发现： * 将责任更多地归因于政府，与对自身（β = .110, p < .01）、对他人（β = .172, p < .001）及对下一代（β = .096, p < .01）的更高风险感知显著正相关。H1b得到支持。 * 将责任更多地归因于大型企业，同样与对自身（β = .101, p < .01）、对他人（β = .096, p < .01）及对下一代（β = .083, p < .05）的更高风险感知显著正相关。H1c得到支持。 * 然而，将责任归因于自我与任何维度的风险感知均无显著关联。H1a未得到支持。 这些结果部分验证了研究者的理论：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实体（政府、企业）而非个人，会伴随着更高的风险感知，这可能源于感知控制感的降低。但自我归因并未像预期那样降低风险感知。

关于机构信任的调节作用（H2a-b）： * 政府信任显著调节了政府责任归因与风险感知（对自身、对他人）之间的关系。交互作用项（政府责任归因 × 政府信任）对自身风险（β = -.122, p < .001）和他人风险（β = -.065, p < .05）的预测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政府信任度低的群体中，政府责任归因对风险感知（尤其是对自身）的正面影响更强。这意味着，当人们对政府缺乏信任时，越是认为政府有责，就越感到风险巨大；反之，若信任政府，这种关联则大大减弱甚至消失。H2a得到部分支持。 * 企业信任对企业责任归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H2b未得到支持。

关于媒体使用与责任归因的关系（RQ1）： * 电视新闻的使用与将责任归因于政府（β = -.099, p < .05）和大型企业（β = -.129, p < .01）呈显著负相关。即，越多观看电视新闻获取科学信息，越倾向于不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和企业。 * 相反，使用在线公告板与博客获取科学信息，与将责任归因于政府（β = .089, p < .05）和大型企业（β = .199,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即，越多使用这些网络平台，越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和企业。 * 报纸和在线报纸的使用与责任归因没有显著关联。 研究者推测，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媒体对政府的报道基调有关。一项辅助性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认为电视新闻在报道科学健康议题时对政府的描述最为正面，而在线公告板和博客的描述最为负面。这暗示了媒体框架可能影响了受众的责任判断。

结论、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韩国公众中，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因模式确实与风险感知水平相关联。具体而言，将责任主要归于政府或大型企业，会增强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这种关联在对政府信任度较低的群体中尤为明显。此外，不同的媒体使用模式塑造了不同的责任归因倾向：传统的主流电视新闻倾向于淡化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而更具互动性和可能包含更多批判性声音的在线论坛与博客，则可能强化公众对外部实体责任的认定。

研究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理论贡献上： 1. 连接了责任归因与风险感知：本研究将归因理论与风险感知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责任归因 → 感知控制感 → 风险感知”的理论路径（尽管感知控制感的中介作用未在本文中直接检验），为理解公众风险认知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2. 拓展了媒体效果研究的维度：研究表明，媒体不仅通过设置议程或提供信息影响风险认知，还能通过塑造“谁该负责”的框架（责任归因）来间接影响风险感知水平。这深化了我们对媒体在环境风险传播中作用的理解。 3. 提供了跨文化证据：研究以韩国为背景，补充了以往主要以欧美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增强了相关理论发现的跨文化效度，表明在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且公众对政府有较高责任期待的东亚社会，责任归因的机制同样重要。

研究的应用与实践价值包括： 1. 对风险沟通与政策制定的启示：对于政府和倡导组织而言，研究结果提示，将气候问题框定为政府或企业的责任，可能是提升公众风险意识、从而争取对更严格的环境法规支持的一种策略。但同时，这种策略也可能因削弱公众的个人效能感而产生副作用。 2. 对媒体内容生产的启示：研究揭示了不同媒体平台在责任框架建构上的潜在差异。电视新闻作为主要信息源，其相对温和或支持政府的报道基调，可能会影响公众对责任归属的判断。这要求媒体从业者反思其在报道复杂科学议题时的框架选择。 3. 对理解公众态度分化的启示：研究揭示了机构信任的关键调节作用。在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公众更易因将问题归咎于政府而产生强烈的风险焦虑。这强调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风险时，建立和维持机构信任至关重要。

研究亮点与局限性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 1. 研究视角的创新性：率先系统性地实证检验了责任归因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直接影响，并探索了媒体使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填补了文献空白。 2. 理论整合的尝试：巧妙地将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与传播学、风险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解释框架。 3. 聚焦亚洲语境：提供了来自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且公众关注度高的东亚国家的实证数据，丰富了该领域的全球图景。 4. 对新媒体作用的关注：不仅考察了传统媒体（电视、报纸），还纳入了在线公告板和博客，反映了数字时代媒体环境的变化。

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作者在讨论部分已明确指出： 1. 测量方法的局限：核心变量（风险感知、责任归因）均使用单一题项测量，可能影响测量的信度和效度。 2. 横截面数据的因果推断限制：研究基于截面数据，无法严格确定责任归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因果方向。存在反向因果（高风险感知导致外部归因）或互为因果的可能性。 3. 中介机制未经验证：研究提出的核心中介变量——感知控制感——并未在模型中直接测量和检验，其作用仍是理论推断。 4. 内容分析证据的缺乏：关于不同媒体内容框架的推测，缺乏系统的媒体内容分析数据支持。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是一次富有洞见的探索，它揭示了在气候变化的公共讨论中，“谁该负责”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正义与政策，也深刻影响着普通人心中的“风险图景”。它呼吁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传播者更细致地审视责任叙事的力量，以及塑造这些叙事的不同媒介渠道。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严谨的测量、纵向或实验设计，以及对媒体内容的直接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验证和深化本研究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