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城运动的发展与规划实践

本文由Pierre Merlin（巴黎第八大学前校长、巴黎大区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前所长）撰写，发表于1980年9月的《Annals, AAPSS》第451卷。文章系统梳理了欧洲新城运动（new town movement）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实践案例及其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学术背景与研究主题

新城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英国社会改革家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论，旨在解决大城市扩张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Howard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中提出，通过建设小型、自给自足的新城（人口约3万），结合乡村绿地，实现城乡平衡发展。这一理念成为20世纪欧洲新城运动的基石。

文章的核心议题是探讨欧洲各国如何基于Howard的理论，结合本土需求与规划思潮（如“文化主义”与“功能主义”），发展出多样化的新城实践模式。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英国新城运动：从Howard到国家政策

Howard的理论通过两个实验性田园城市——Letchworth（1903年）和Welwyn（1922年）——得到初步验证。其核心特点包括：低密度社区、统一土地所有权、绿带（greenbelt）隔离，以及混合功能布局。二战后，英国政府通过《1946年新城法案》（New Towns Act 1946）将新城建设上升为国家政策，成立开发公司（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主导规划，目标是通过分散伦敦等大都市人口与产业，缓解城市拥堵。至1980年代，英国共建成33座新城，总人口240万，提供110万个就业岗位。

论据：
- Letchworth和Welwyn的规划细节（如中心区设计、绿带比例）体现了Howard的乌托邦理想。
- 第二代新城（如苏格兰Cumbernauld）尝试高密度与交通分离；第三代（如Milton Keynes）则更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2. 斯德哥尔摩与阿姆斯特丹：功能主义规划的代表

受《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影响，斯德哥尔摩和阿姆斯特丹通过政府主导的土地收购与地铁网络规划，建设高密度、公交导向的新城。例如：
- 斯德哥尔摩的“卫星城”以地铁站为核心，半径500米内布局公寓（占比85%），外围为独户住宅，形成10万人口的复合单元。
- 阿姆斯特丹的Amsterdam-West（1950年代建成）通过分层道路系统、社区服务配套，成为功能主义规划的典范。

论据：
- 荷兰的“Randstad”（环状城市群）规划通过严格控制绿心（greenheart）保护农业用地。
- 瑞典的“Tunnelban-plan”（地铁规划）与新城开发同步实施，减少通勤时间至30分钟内。

3. 法国新城政策：区域发展的工具

1965年《巴黎大区总体规划》提出“多中心”城市结构，围绕巴黎建设5座新城（如Cergy-Pontoise、Evry），目标人口50万。与英国不同，法国新城强调“城市中心”功能复合性（商业、行政、文化），并通过“公共机构”（établissement public）协调多市政区合作。

论据：
- Evry的“Agora”文化中心规模居法国前列。
- 法国新城就业率目标为“1个岗位/家庭”，但仅Cergy-Pontoise等少数案例达标。

4. 其他案例与对比

• 芬兰Tapiola：由非营利组织主导，融合自然景观与多样化建筑，成为北欧新城典范。
  
• 苏联新城：以工业为导向，与西欧的“疏散大都市”目标截然不同。
  

研究意义与价值

1. 理论贡献：梳理了Howard田园城市理论在欧洲的演化路径，揭示了文化主义与功能主义规划思潮的实践差异。
   
2. 实践参考：英国、荷兰、法国等案例为全球新城建设提供了多样化模板，尤其是土地政策、交通规划与就业平衡策略。
   
3. 批判性视角：指出部分新城（如阿姆斯特丹Bijlmermeer的高层住宅）因忽视居民需求而失败，强调规划需兼顾社会性与功能性。
   

亮点与特殊性

• 跨国家比较：首次系统对比英国、北欧、法国新城政策的异同。
  
• 长期追踪：涵盖1900-1980年代的实践，揭示规划理念的迭代（如从“田园城市”到“区域节点”）。
  
• 非政府角色：Tapiola案例证明非营利组织在高质量新城建设中的潜力。
  

结语
Pierre Merlin的论文不仅是城市规划史的重要文献，也为当代“卫星城”“智慧城市”等议题提供了历史镜鉴。其核心启示在于：新城的成功需兼顾政府主导与社区参与、理想主义与务实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