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的邱东教授和郭同济博士合作撰写，发表于2025年5月的《Chin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第5卷第3期，标题为《GDP的十一个“测度陷阱”与经济统计学学理启示》。文章聚焦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测度问题，系统剖析了其隐含的11个关键方法论困境，并探讨了这些困境对经济统计学理论发展的启示。
文章开篇提出”宏观经济学第一章悖境”：尽管GDP统计是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标准开篇内容，但其表面简单的定义（如曼昆教材中”一国境内既定时期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掩盖了深层的测度复杂性。作者指出，当前对GDP存在两大普遍误解：一是认为其计算方法（政治算术）过于简单；二是盲目信任国际统计标准的成熟性，忽视其”带病运行”的本质。这种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对国家重大经济事项的判断失误，甚至引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颠覆性风险。
文章首先剖析了GDP测度的根本前提——”生产范围”的界定难题。作者梳理了经济史上生产边界的三次拓展：从仅包含实物（goods）到纳入服务（services），再到当前需要涵盖数字产品。这种拓展不仅是量的增加，更引发质的变化：服务与实物附着时的边界模糊性、数字产品测度方法的缺失，都挑战着传统GDP核算体系。特别是国际比较项目（ICP）中”同一产品”的认定困难，暴露出跨空间可比性的固有缺陷。
在讨论GDP作为增加值指标时，文章揭示了成本效益分析的复杂性：（1）区分中间消耗（intermediate consumption）面临长期/短期成本、显性/隐性成本的辨识难题；（2）全球化背景下的”产品内分工”使增加值可能包含他国生产成分；（3）固定资产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即折旧）估算存在方法论缺陷，导致”生产净值”指标难以准确计算。这些因素使得GDP可能异化为”经济流转量”指标，而非真实的财富创造度量。
作者特别分析了从国民收入（NI）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转变背后的制度含义：（1）GNP纳入政府产出，标志着对”混合经济”的核算确认，与自由市场理论形成悖论；（2）政府公共服务产出的测度困境（如政策服务效益）会导致企业增加值的高估；（3）就业统计与无酬家务劳动计入的冲突，体现了不同测度体系间的协调需求，引出”测度范围协调适度原则”。
针对GDP是否应进行道德评判的争议，文章提出”测度道德无涉原则”：（1）时效性要求优先于道德对齐（alignment）；（2）事物效用具有情境依赖性；（3）合法/非法经济活动的交织使得道德标准难以操作化。作者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业产出增长、俄乌冲突对美国GNI（国民总收入）的拉动等案例，说明价值中立对测度一致性的重要性。
在分析”遗憾性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概念时，文章指出其判定存在根本模糊性：国防开支、监狱支出等项目是否属于福利减项取决于测度视角。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的”防御性支出”调整方案，以及SSF测度报告（Stiglitz-Sen-Fitoussi报告）的改进建议，都未能解决福利测度的操作化难题。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炼出10项学科启示，主要包括：（1）政治算术的复杂性远超表面计算；（2）GDP需要避免绝对化解读；（3）经济测度主要处理”模糊不确定性”；（4）确保对国家显著事项（national significant issues）的测度相关性；（5）测度立场需平衡客观性与主观性；（6）辨析”事理”与”数理”的特殊性；（7）协调概念必要性与操作可行性；（8）”GDP及其超越”的渐进改革路径；（9）培育社会基础结构与经济测度素养；（10）系统深究经济统计学学理。
本文的核心价值在于：（1）首次系统归纳GDP的11个测度陷阱，构建了完整的方法论批判框架；（2）提出”宏观经济学第一章悖境”等原创概念，揭示指标基础与理论体系的深层矛盾；（3）建立经济测度的多原则体系（如体制无关性原则、测度范围协调原则等）；（4）通过历史分析（如GNP取代NI的政治算术意义）展现统计标准的演化逻辑。文章特别强调，在AI时代更需警惕技术万能论对经济测度复杂性的掩盖，呼吁重视统计基础学科建设。
研究对中国的特殊启示在于：（1）投入产出表部门细分不足（仅150余部门vs发达国家500+部门）制约产业博弈能力；（2）非充分就业测度缺失影响内循环政策制定；（3）数字经济的核算滞后可能扭曲增长评估。作者指出，相较于”实物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统计体系）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这种失衡可能加剧大国竞争中的信息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