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学术论文，作者纪德君，单位为北京师大中文系，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总第144期），题目为《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生成论》。文章属于文学史与小说文体研究，重点讨论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在中国古代通俗长篇小说史上率先出现并迅速繁荣的多重原因。作者认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生成并非偶然，而是由前代讲史文学、史传传统、审美文化心理、政治文化氛围以及商业出版条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进所致。全文围绕这一中心命题展开，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历史演义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演化规律提供基础。
文章首先从发生学（genesis）角度分析了宋元讲史平话对历史演义小说的直接孕育作用。作者指出，历史演义小说在产生以前，宋元讲史平话已经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讲史平话主讲前代书史文传中的兴废争战之事，内容广泛，涉及《三国志》《汉书》《五代史》等题材。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平话包括《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三国志》等，而《永乐大典》所载平话达26种。这些平话在题材上为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春秋列国志》《南宋志传》《全汉志传》等提供了直接的创作素材。在艺术形式上，平话分卷分目、诗起诗结、穿插诏表疏策的结构体例，断代编年顺次叙事的方式，以及“话说”“看官听说”“欲知后事，下回分解”等叙事术语，都被演义小说广泛袭用。平话在叙事技巧上注重敷演与讲论结合，语言文白相间、通俗易懂，为演义小说的叙述方式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宋元至明初历史剧也相当发达，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统计约有200余种。历史剧与平话相互借鉴，从更深广的角度开掘历史题材，为演义小说提供了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文章以《列国志传》为例，指出其中“浣纱女抱石投江”“孙武子吴宫操女兵”“孟尝君养士出关”“马陵道万弩射庞涓”“鲁秋胡捐金戏妻”等条目与元杂剧题目和内容有密切关系。这说明历史剧同样在内容和形式上为演义小说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平话与历史剧在民间长期流传，还培养了一般民众对通俗历史文艺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期待，从而为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心理基础。
其次，文章论述了史传文学传统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深刻影响。作者强调，没有卷帙浩繁的历代正史和野史杂记，长篇历史演义很难产生。史传文学首先为演义小说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最初出现的演义作品无不是“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创作而成，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即题署“晋平阳陈寿史传、东原罗贯中编次”，余邵鱼《列国志传》自称谨按《五经》《左传》《十七史》《通鉴纲目》《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编成，熊大木也称其作品“参采史鉴”。史传文学还为演义小说提供了可资仿效的结构体制。史书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结构方式，能够综合处理复杂历史事件、摹写宏大战争场面和刻画人物性格，演义作家只需进行选材、模仿、综合和改造，即可形成长篇小说的结构规模。例如《三国演义》参照《通鉴》编年体例而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则借鉴纪传体与《通鉴纲目》编年叙事方式记叙岳飞一生。史传的叙述方式也直接影响了演义小说，史传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客观叙事，史官无所不知地叙述事件和人物内心，这与小说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存在相通之处。野史杂记则不拘史实、尚新求奇，也为演义小说提供了虚实相生的艺术空间。此外，史传文学注重实录、追求宏富的创作精神也直接熏染了演义作家。余邵鱼声称“记事一据实录”，甄伟也说创作《西汉演义》“考史以广义”。这些作家崇尚实录、力求内容广博，体现了史传精神在小说领域的延续。
在审美文化心理层面，文章认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生成契合了作家个体和社会受众的心理结构。作者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特别重史，形成了“史贵于文”的普遍价值观念。从事文艺创作者往往以历史价值作为最高标准，小说被称为“信实如史”便是最高夸奖。因此，文人乐于从史书中取材讲史或演史，并以此为荣。宋元讲史艺人被称为“进士”“解元”等，而小说艺人却被戏称“粥张二”“酒李一郎”，这即是“史贵于文”价值观在说话领域内的体现。明代文人据史演义也同样出于追慕史传的文化心理，他们认为史传能昭往昔盛衰、鉴君臣善恶，但“史之文，理微义奥”，不易为普通民众理解，因此将史传通俗化、故事化便成为有益教化之事。作家纷纷操觚演史，并强调已作是“按鉴演义”“羽翼信史”的大有益之作。与此同时，社会受众普遍具有崇拜古人的文化心理，喜欢谈论古代英雄创业、豪杰争锋、贤相安邦、权臣误国等非常之人与非常之事。文章引用吴沃尧《两晋演义序》和马振方的解释，说明古代生产粗放、争斗激烈，人们更容易关注突出人物和重大事件，这正是历史演义小说最先生成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民众喜欢演义还与爱听故事的天性有关，尤其是文化素质较低者更喜争战打斗等惊险情节，历史演义恰好敷演了历史上的“活剧”，满足了这一审美需求。
文章还分析了政治文化氛围对历史演义小说生成的影响。作者指出，明前期统治者实行保守专制的文化策略，废除丞相制、加强监察，提倡程朱理学、开设八股科举，造成思想文化一统局面。当时士人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无暇从事小说创作，而八股科举又桎梏了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统治者还多次发布条令限制通俗文学创作，如洪武、永乐、正统年间均有禁毁小说或限制搬演的规定。在这种沉闷专制的氛围中，长篇历史演义很难产生。直到成化以后，统治集团日益堕落，政治控制渐趋松弛，思想文化统治开始解体。武宗、世宗、神宗等皆不务政事，宦官得势，文人学士开始“肆其胸臆”“别立宗旨”，与朱子之学背驰。文化权力下移，百家争鸣局面渐成，文艺创作获得较大自由。宪宗、武宗、神宗、光宗等帝王本人也喜好小说戏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小说戏曲的禁制。士大夫文人如林瀚、杨慎、陈继儒、徐渭、袁宏道、李卓吾等也加入到编撰、评点、倡导演义小说的行列，进一步推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兴起。
最后，文章从商业经济特别是出版印刷业的角度论述了历史演义小说生成的物质条件。作者认为，历史演义小说是特殊的文化商品，必须进入消费市场，因此其产生受到经济法则的制约。明前期统治者重本抑末，对商业和出版业严加控制，出版力量有限，社会购买力也较低，长篇小说的刊行和流通受到很大限制。成化以后，商业逐渐繁荣，出版印刷业也迅速发展。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成化时“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叶盛《水东日记》也描述了当时小说杂书在农工商贩中广泛传播的情形。嘉靖以后，刻书业更加兴盛，书商众多，书籍市场繁荣。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商人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具有一定购买力且喜爱历史演义的大众读者群。据韩锡铎《小说书坊录》统计，明中后期至少有62家书坊刊刻历史演义，刊刻数量达100余部，有的作品如《三国演义》被刊刻近40次。一些官府书坊也参与刊售演义，与民争利。这说明明中后期商业经济的繁荣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生成和勃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本文认为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之所以能在明中后期率先兴起，是文学、史学、民众审美文化心理、宽松政治文化氛围以及商业繁荣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进的结果。文章强调，在研究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特性和演化规律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才能得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该文的价值在于从多学科交叉视角系统解释了历史演义小说生成的历史条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特征，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产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