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董经胜，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文章主题是对“民粹主义”（populism）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与考察。
文章开篇指出，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实发展密切相关，且研究成果虽多，但对其理解远未达成共识。除经济学界将其视为一系列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外，政治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大体可分为四种范式：观念的（ideational）、策略的（political-strategic）、话语的（discursive）和风格的（political style）。本文旨在结合世界民粹主义的发展历史，对其研究轨迹进行学术史考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文章主体分为两大部分，按照时间脉络梳理了民粹主义研究的三次高潮，并重点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范式。
一、20世纪50—80年代：民粹主义研究的两次高潮
文章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两波高潮。
第一波研究高潮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之后。在此之前，“民粹主义”一词主要仅指代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俄国的民粹派运动以及法国的布朗热主义这三个历史现象。麦卡锡主义的出现，促使学者们开始扩展这一概念。例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现象，其核心原则是“人民”主权以及“人民”与政府的直接联系，特征包括不信任精英、反智主义和蛊惑民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则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排外和反犹太主义的极端现象，其社会基础是那些对自身衰落地位感到沮丧的“自由阶级”。
第二波研究高潮产生于20世纪30—60年代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随着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困境及一系列军事政变发生，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民粹主义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关系。依附论学者如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将拉美经典民粹主义（如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加斯）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联系，认为这是工业资产阶级与劳工结成的联盟，后期经济困境导致联盟破裂和威权政权上台。保罗·德拉克（Paul W. Drake）则概括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三种相互关联的政治模式：特定的动员模式（魅力型领袖、激进话语）、多阶级的社会同盟以及一系列旨在促进发展而又避免阶级冲突的改革政策。
这一时期，民粹主义概念被广泛使用，但也导致了定义的混乱。1967年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会议及其论文集《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集中体现了这一困境，与会学者难以达成共识。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的贡献在于跳出对民粹主义具体结构的归纳，提出民粹主义并非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运动，而是“一个着重点、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的维度”。这一观点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1977年的著作中进一步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人民”反对统治精英的话语体系，强调其在意识形态危机时刻的构建作用。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和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则试图通过类型归纳和特征总结来把握民粹主义，但前者承认各类民粹主义“难以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核心”，后者则总结了民粹主义敌视代议制政治、缺乏核心价值、应对危机而发等特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研究中的几种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洲右翼新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的崛起和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领导人（如阿根廷的梅内姆、秘鲁的藤森）的出现，引发了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此后，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现象的扩散（如美国的特朗普、拉美左翼的查韦斯等）进一步推动了研究。文章将90年代以来的研究视角主要归纳为经济学和政治学两大类，并重点梳理了政治学内部的四种主要研究范式。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观念的路径） 以卡斯·穆德（Cas Mudde）为代表的学者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中心稀薄型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将社会从根本上划分为“纯朴的人民”与“腐化的精英”两大同质且对立的阵营，并主张政治应是人民普遍愿望的表达。由于其本身形态学上的受限，民粹主义必须依附于其他“中心浓厚型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才能形成完整的政治方案。这解释了为何民粹主义可以呈现左翼或右翼等不同形态。塔格特提出的民粹主义“空心化”特点与此类似。
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 以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为代表的学者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即个人化的领导人通过直接诉诸大量无组织的追随者，获得并行使政府权力，这种权力基础依赖于非制度化的、直接的民众支持。韦兰德提出此定义，旨在解释90年代拉美那些拥有广泛民众支持却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领导人（如梅内姆），尽管其政策与经典民粹主义者相反，但获取和维持权力的“策略”是相同的。
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 以卡洛斯·德拉托雷（Carlos de la Torre）为代表的学者强调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话语（discourse）和表达模式。这种话语将政治构建为“人民”与“寡头”之间道德对立的善恶之争。民粹主义领袖是救赎的象征，通过充满道德色彩的言辞、群众集会的戏剧性表演以及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来构建政治认同。德拉托雷的研究方法注重分析领袖的演讲、象征、仪式以及领袖与民众之间的物质与话语交换。
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 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等人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风格”（political style）。这种风格包含三个特点：1. 构建“人民”与“精英”的对立；2. 展现“不良的举止”（bad manners），即采用粗俗、反“政治正确”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以区别于传统精英政治的体面与理性；3. 善于利用和操纵危机、崩溃或威胁感，营造需要采取果断直接行动（而非复杂协商程序）的氛围。阿兰·奈特（Alan Knight）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从事政治的一种方式”。
文章在最后引用了英国拉美史专家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的观点作为小结。贝瑟尔认为，或许最好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现象，其通常（但不总是）包含魅力型领袖，宣称以直接方式联系并代表“人民”（特别是新近被动员的群体），反对既定的“精英”权力结构。它更是一种政治实践、策略和语言，而非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
本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是一篇系统性的学术史综述，其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清晰的脉络梳理：文章以时间顺序和地域发展为经纬，清晰地勾勒出民粹主义学术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三次高潮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帮助读者理解学术概念与现实政治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 2. 全面的范式归纳：文章不仅回顾了早期研究，更重点梳理并精炼概括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领域关于民粹主义的四种主要理论范式（观念、策略、话语、风格），并简要提及了经济学视角的定义，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民粹主义研究的全景式框架和概念工具箱。 3. 揭示核心争议：全文贯穿了对民粹主义概念本身“难以界定”这一核心困境的阐述，通过展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社会基础、意识形态、策略、话语、风格）切入的尝试，揭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复杂性与争议性。这有助于读者避免对民粹主义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的理解。 4. 提供研究参考：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言，本文旨在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通过梳理学术史和主要范式，本文为后续研究者定位自己的研究视角、理解学术对话的脉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清晰的路线图。 5. 立足中国学界视角：作为发表于中国重要学术期刊的论文，本文系统引介了西方学界关于民粹主义的主要理论和争论，有助于中国学界深入了解这一全球性的政治现象及其学术研究动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思考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