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气候变化传播中策略框架与议题框架如何影响情感反应与在线行动意愿的研究
本研究由Cardiff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Shujun Liu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Kuang Kai合作进行，发表于*Current Psychology*期刊，在线发表日期为2024年7月30日，文章标题为《The role of emotions i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strategy and issue framing on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online climate action intentions》。
学术背景与目标 本研究属于传播学、政治心理学与环境行为研究的交叉领域。当前，媒体在报道国际气候变化议题时，常采用两种不同框架：策略框架（strategy framing）（亦称游戏框架），侧重于将各国描绘为国际竞争中的行为体，强调其政治动机、策略、战术及输赢；而议题框架（issue framing）则聚焦于应对气候变化本身，如具体的政策制定、解决方案与跨国协作。
尽管既往研究探讨了框架对认知（如政治犬儒主义、信任）的影响，但策略框架如何影响公众情感（特别是情绪）以及这些情感在后续行为意图中的作用，在研究中相对被忽视。同时，随着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焦点，理解如何有效沟通以动员公众行动至关重要。中美作为世界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气候关系是检验框架效应的理想情境。
因此，本研究旨在：（1）探究在中美气候关系的报道中，策略框架与议题框架对特定离散情绪（焦虑、愤怒、自豪、兴奋）的影响；（2）检验这些情绪在框架影响在线气候行动意愿中的中介作用；（3）探索个体差异——对气候变化的习惯性担忧以及对待中美气候合作的态度——如何调节框架对情绪的影响。
详细工作流程 本研究采用了一项基于网络的在线实验设计，总流程包括预研究、正式实验和数据收集与分析三个阶段。
研究设计与参与者招募：
- 参与者：研究通过中国的在线调研平台Credamo招募了331名18岁以上的中国参与者，经过注意力筛查等数据质量控制后，最终有效样本为331人。
- 样本特征：平均年龄30.38岁，女性占63.7%，大多数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86.1%），来自中国28个省级行政区，具有良好的地理分布多样性。
- 实验设计：采用组间设计（between-subjects design）。参与者首先完成前置问卷，测量其对气候变化的习惯性担忧和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态度。随后，他们被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 到两个实验条件之一：策略框架组（n=164）或议题框架组（n=167）。
- 实验刺激材料：两组参与者阅读了关于中美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背景下气候关系的新闻稿。策略框架版本的文本强调了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竞争、战略动机和地缘政治算计；而议题框架版本的文本则重点描述了两国在减排目标、技术合作等实质性问题上的政策与努力。实验材料的编写遵循了先前研究的实验设计方法，并经过预研究测试，确保了框架操纵的有效性。
实验过程与变量测量：
- 阅读完刺激材料后，参与者立即报告了他们感受到的几种情绪强度，采用10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没有，10=非常强烈）：
- 负面情绪：焦虑（紧张/担心/不安）、愤怒（沮丧/生气/恼火）。
- 正面情绪：兴奋（兴奋/激动/热情）、自豪（自信/满足）。
- 随后，参与者报告了在未来从事五种在线气候行动（例如，在社交网络上传气候危机信息、评论和分享相关内容以帮助人们等）的意愿，采用6点李克特量表（1=极不可能，6=极有可能）。
- 最后，参与者提供了人口统计学信息。
数据分析方法：
-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策略框架组 vs. 议题框架组）在情绪和行动意愿上的平均差异。
-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检验情绪在框架与在线气候行动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 使用Hayes的PROCESS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检验个体的习惯性担忧和对中美合作态度如何影响框架与情绪之间的关系。
- 所有分析都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人口变量。样本量基于统计功效分析确定，确保了检测中等效应量的能力。
主要结果 1. 框架对情绪的直接效应： * H1与H2得到支持：与议题框架组相比，阅读了策略框架消息的参与者报告了显著更高的焦虑（M策略=5.86 vs. M议题=2.99）和愤怒（M策略=5.04 vs. M议题=1.80）。相反，议题框架组的参与者报告了显著更高的兴奋（M议题=6.65 vs. M策略=4.82）和自豪（M议题=6.96 vs. M策略=4.81）。这些差异的效应量（Cohen‘s d）从0.82到1.56不等，表明效应较强。
框架对在线行动意愿的直接效应：
- H3未得到支持：策略框架组（M=5.05）与议题框架组（M=4.93）在在线气候行动意愿上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这表明，仅仅改变信息框架并未直接导致行动意愿的下降。
情绪的中介作用：
- SEM模型显示，在控制人口变量后：
- 焦虑与在线气候行动意愿呈正相关（b = 0.75， p = .002），而愤怒与其呈负相关（b = -0.38， p = .02）。自豪和兴奋则未显示显著关联。
- 中介分析（H5） 表明，焦虑和愤怒在策略框架（相对于议题框架）影响行动意愿的路径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策略框架通过增加焦虑，间接地促进了在线行动意愿（b = 0.98, 95% CI [0.16， 0.61]）。然而，策略框架也通过增加愤怒，间接地抑制了在线行动意愿（b = -0.63, 95% CI [-0.43， -0.06]）。这两个相反的间接效应叠加，可能解释了为何直接效应（H3）不显著。自豪和兴奋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个体差异的调节效应：
- 对气候变化的习惯性担忧（H6）：调节了框架对焦虑和自豪的影响。对于平时就非常担忧气候变化的人来说，策略框架引发的焦虑增加效应更强，而议题框架引发的自豪感增加效应也更强。这表明，个体的情绪基线（特质焦虑）会放大信息框架的影响。
- 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态度（H7）：也发挥了调节作用。那些原本支持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者，在阅读策略框架消息后，其焦虑和愤怒的增加幅度更大，兴奋感的降低幅度也更大。因为策略框架强调竞争，这与他们支持合作的既有信念相冲突，导致了更强的认知失调和负面情绪反应。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在报道国际气候政治（如中美关系）时，策略框架会引发更多的负面情绪（焦虑、愤怒），而议题框架则会激发更多的正面情绪（自豪、兴奋）。框架本身不直接决定公众的在线气候行动意愿，而是通过激活不同的情绪路径来产生复杂、甚至相互抵消的间接影响。具体而言，策略框架带来的焦虑感可能促进行动意愿，但其引发的愤怒感则可能抑制行动意愿。此外，这些情绪效应受到个体先前态度和特质的显著调节。
研究的价值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
理论价值：
- 拓展了策略框架的应用场景：首次将主要用于西方国内选举政治的策略框架理论，系统地应用于分析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国际政治议题，检验了其对公众情感的影响。
- 深化了对框架效应中情感机制的理解：揭示了策略/议题框架不仅影响认知，更通过激发特定的离散情绪来间接影响行为意图。特别是揭示了焦虑与愤怒在推动行为意图上截然不同的作用，挑战了“负面情绪一概不利于行动”的简单假设，表明情绪的功能性（功能性情绪理论）取决于具体情境和情绪类型。
- 引入并验证了重要的调节变量：强调了在气候传播中，受众的习惯性担忧和既有政治态度是决定信息效果的关键边界条件，为理解框架效应的异质性提供了新视角。
实践价值：
- 为气候传播者提供了信息设计指南：如果传播目标是激发公众的在线讨论与信息分享（本研究中的在线行动），需要谨慎使用策略框架。虽然它可能通过引发焦虑来动员部分人群，但同时产生的愤怒可能导致另一部分人感到无力而放弃行动。相比之下，议题框架能更稳定地营造积极情绪氛围。
- 强调了精准传播（受众细分）的重要性：传播活动需要考虑受众的心理特征。对于本就“气候焦虑”的群体或支持国际合作的群体，应避免使用强调国家间零和博弈的策略框架，以免加剧其负面情绪和无力感。针对不同受众定制信息框架，是提升传播有效性的关键。
- 对媒体从业者的启示：媒体在报道国际气候谈判时，若过度聚焦于国家间的战略博弈和“输赢”，可能无意识地在大众中煽动焦虑和愤怒的复杂混合体，这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建设性公民参与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研究亮点 1. 研究情境新颖且重要：聚焦于中美气候关系这一全球瞩目的、兼具合作与竞争张力的现实议题，使研究具有高度的现实相关性和时效性。 2. 理论整合与创新：成功地将策略框架理论、认知评价情绪理论与功能性情绪理论整合到一个研究模型中，清晰勾勒出“框架 → 认知评价 → 特定情绪 → 行为意图”的因果链条。 3. 发现的双重性与复杂性：揭示了策略框架通过焦虑和愤怒产生方向相反的中介效应，这一发现微妙而深刻，避免了非黑即白的结论，更真实地反映了公众对复杂政治议题的情感与行为反应的矛盾性。 4. 方法严谨：采用随机分配的在线实验法，因果推断力较强；样本具有多样性；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效应分析等高级统计方法，深入挖掘了变量间的复杂关系。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也指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如依赖自我报告法测量情绪、未考察更多种类的情绪（如希望、恐惧）、对中美合作态度的测量较为简单、仅关注在线行为意愿而非实际行为等。这些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可以结合生理测量客观情绪反应，探究框架对线下实际环保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语境中复制和扩展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