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a：学术研究报告
作者及机构
本研究的通讯作者为Hepeng Jia（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第一作者为Xi Luo（同单位）。研究发表于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线发表于2021年7月29日，DOI: 10.1080⁄17544750.2021.1954963。
研究领域与动机
本研究属于健康传播与政治传播的交叉领域，聚焦COVID-19疫情期间中国公众对阴谋论的接受机制。背景知识包括：
1. 阴谋论的社会影响：阴谋论可能削弱对主流科学结论的信任（如疫苗拒绝、气候科学否认）。
2. 中国语境特殊性：既有研究多关注西方社会，而中国公众对阴谋论的接受受政治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和媒体生态（如官方与非官方媒体的对立）的独特影响。
3. 科学素养的作用：传统研究认为科学素养能抑制阴谋论，但政治因素可能干扰这一关系。
研究目标
探讨中国公众对三类COVID-19阴谋论的接受程度，并分析其与科学素养、民族主义、媒体信任等因素的关联。
1. 研究设计与样本
- 样本：2020年5月通过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获取全国代表性样本（n=1,000），覆盖年龄、性别、地域、收入等人口学变量。
- 数据收集：由上海调研公司“调研吧”执行，基于其49万用户数据库，通过在线问卷完成。
2. 变量测量
- 因变量：三类阴谋论信念（5点量表评分）：
- I型（疫情外国起源论）：如“病毒由外国军事实验室泄漏”。
- II型（“中国责任论”）：如“武汉病毒所泄漏病毒”。
- III型（西方人造论）：如“病毒是美国生物武器”。
- *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PCA）验证分类有效性（总方差解释率80.1%）。
- 核心自变量：
- 科学素养：13题量表（含科学知识、分析思维、COVID-19特异性问题，Cronbach’s α=0.83）。
- 民族主义：6题量表（含传统民族主义与疫情相关新增问题，α=0.92）。
- 媒体信任：区分国有媒体（如《人民日报》）、市场导向媒体（如《财新》）、非官方微信公众号。
- 控制变量：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教育、收入）。
3. 数据分析
- 统计模型：分层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分三步引入变量：
1. 科学相关变量（科学素养、科学信任）；
2. 媒体变量（社交媒体依赖、媒体信任类型）；
3. 政治相关变量（科学政治化态度、民族主义）。
1. 阴谋论接受程度
- I型接受度最高（均值3.56/5），反映公众更倾向相信病毒源自外国；
- II型最低（均值2.42），显示“中国责任论”市场较小；
- III型居中（均值2.65），部分公众接受“西方人造病毒”叙事。
2. 科学素养的作用
- 科学素养与II型、III型信念显著负相关（β=-0.293, p<0.001；β=-0.113, p<0.01），但对I型无直接影响。
- *解释*：基础科学知识可能抑制反科学阴谋论，但无法抵消政治化叙事的影响。
3. 民族主义的核心影响
- 民族主义显著强化I型（β=0.261, p<0.001）和III型信念（β=0.323, p<0.001），但弱化II型（β=-0.101, p<0.05）。
- *机制*：民族主义通过“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归因”塑造阴谋论接受模式。
4. 媒体信任的分化效应
- 国有媒体信任强化I型（β=0.355, p<0.001），弱化II型（β=-0.296, p<0.001）；
- 市场媒体信任与I型、II型正相关，但弱化III型（β=-0.117, p<0.01），反映其批判立场；
- 非官方公众号信任与II型强相关（β=0.412, p<0.001），但受政治变量调节后效应消失，表明其传播受意识形态裹挟。
理论贡献
1. 揭示科学素养与阴谋论关系的条件性：在高度政治化议题中，科学素养的抑制作用可能被民族主义覆盖。
2. 提出“阴谋论的政治认知框架”：民族主义作为认知滤镜，定向筛选符合国家叙事的阴谋论。
现实意义
- 公共卫生传播：需警惕科学信息被政治化解读的风险；
- 媒体治理：国有与市场媒体的对立立场可能加剧公众认知分裂。
局限与展望
- 横断面数据无法确立因果关系；
- 未纳入心理特质变量（如偏执倾向）；
- 未来可结合实验法或纵向追踪深化机制研究。
（注：全文严格遵循术语规范，如“科学素养”首次标注英文“scientific literacy”，民族主义未翻译以保持政治学概念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