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是一篇关于印度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aH）战略的学术研究论文。以下是根据其内容撰写的学术报告。
报告题目： 在地国际化：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新战略——动因、体系、挑战与启示
作者与机构： 本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王建梁教授（兼华中师范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其博士生杨阳共同完成。
发表信息： 该研究发表于《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论文主题： 本文系统探讨了在后疫情时代及新国际局势下，印度如何将“在地国际化”作为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新战略。论文深入分析了印度推行该战略的背景动因、构建的战略支持体系、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基于此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主要观点阐述：
一、 印度选择“在地国际化”作为最新战略的三大动因
本文首先阐述了印度高等教育转向“在地国际化”战略的深层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弥补传统国际化“痛点”的需要。 传统的以人员跨境流动（文中称为“国外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 IA）为核心的模式存在两大“痛点”：狭窄性与脆弱性。狭窄性体现在国际流动受经济资本制约，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无法满足大规模培养国际性人才的社会需求。脆弱性则体现在部分高等教育机构过度依赖国际学生学费收入，易受突发事件（如疫情、政治关系变动）冲击，导致系统运作陷入危机。印度作为主要的留学生输出国，其国际化模式长期依赖人员输出，不仅使大多数学生缺乏跨文化体验机会，也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在地国际化”因其高覆盖性、高可及性与高包容性的特征，被视为破解传统国际化“精英化”与“商业化”趋势、实现更普惠国际教育的重要手段。
打破高等教育国际化“依附”圈层的诉求。 作者运用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的“教育依附理论”来分析印度在国际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印度作为“半边缘”国家，在知识生产、学术标准和人员流动上长期依赖于西方“中心”国家，处于“依附者”角色。论文引用数据揭示了这种不平衡：2019-2020学年，在印国际学生仅49,348人，而同期在海外学习的印度学生高达113万余人，形成巨大的“逆差”。这种“依附”状态与印度打造“全球学习目的地”的雄心相矛盾。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抬头，虽然加剧了流动壁垒，但也为全球高等教育秩序重组提供了契机。“在地国际化”通过在本土大规模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被视为印度提升自身高等教育质量、减少对外部流动依赖、从而尝试打破“依附”圈层、争取更高国际地位的战略路径。
应对后疫情时代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和常态化，给以物理流动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化按下了“暂停键”。签证限制、旅行禁令以及加剧的狭隘国家主义，严重阻碍了教师与学生的跨国流动。印度出国留学人数在2020年同比暴跌约55%，凸显了传统模式的脆弱性。这一现实危机迫使各国寻找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在地国际化”从一种并行模式迅速转变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它通过利用本土资源创造国际化的学术与文化环境，为无法或不愿跨境流动的学生提供国际经验，从而成为后疫情时代保障高等教育国际化延续性和包容性的“新常态”。
二、 印度构建的“四位一体”在地国际化战略支持体系
论文指出，印度通过《国家教育政策2020》（NEP 2020）和《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发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准则》等顶层设计，从四个层面构建了推动“在地国际化”的战略支持体系：
理念支持：从保守到开放的立场转变。 莫迪政府上台后，改变了此前在允许外国大学准入问题上的谨慎保守姿态，明确提出了将印度建设成为“全球知识超级大国”的目标。NEP 2020的颁布，正式将“在地国际化”理念纳入国家宏观政策层面，标志着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上层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为战略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政策支持：高站位引领具体行动。 NEP 2020及其配套的《实施战略》为“在地国际化”设定了目标，例如吸引全球“百强”高校在印度设立分校。《高等教育国际化准则》则进一步将“在地国际化”定位为“最重要的国际化战略”，并构建了详细的行动框架。该框架围绕能力建设、教师、课程、学生、环境和质量保障六个维度提出了具体举措。例如，在课程维度，提出要将印度优势学科（如STEM）与学徒制结合以吸引国际学生，开发关于印度语言、文化及全球知识的课程方案；在学生维度，强调要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住宿并促进其与本土学生的融合。这些政策为高校提供了明确的实施路线图。
质量支持：加强高校“品牌”形象建设。 论文认为，吸引高质量的国际学生、教师和教育机构流入（内向流动），是丰富本土国际化环境、助力“在地国际化”的重要途径。而这取决于印度高校自身的质量与吸引力。为此，印度持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并计划通过针对性的海外宣传、建立海外分校、推广印度特色文化（如瑜伽、哲学）等方式，系统性提升印度高等教育的国际品牌形象和竞争力。
技术支持：发展基于信息技术的虚拟流动。 现代信息技术被视为突破物理壁垒、实现“在地国际化”的关键赋能工具。印度在政策层面鼓励利用信息技术大规模提供在线课程、简化国际生入学程序、建立跨国虚拟合作伙伴关系、为学生提供到国外大学的虚拟流动机会等。文中列举了德里大学通过加入U21高校联盟参与线上项目、金达尔全球大学与英国大学开展虚拟合作课程等实例，说明虚拟流动已成为印度高校实践“在地国际化”的重要形式。
三、 印度推行在地国际化战略面临的四大挑战
尽管蓝图宏伟，但作者清醒地指出，印度高等教育体系的固有顽疾将严重制约“在地国际化”战略的有效落实：
“孤岛式卓越”的壁垒。 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庞大但质量参差不齐，如同一片“平庸的海洋”中点缀着少数“卓越的孤岛”（如个别印度理工学院）。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印度仅3所大学进入前200名。这种普遍偏低的教育质量，使得大部分高校缺乏实施高水平国际化课程、吸引优秀国际师资和学生的能力，导致“在地国际化”的普惠理念难以在广大院校中实现。
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公共开支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且经费分配严重不均，少数精英机构占据了大部分资源。绝大多数高校，特别是大量依赖学费的私立“附属学院”，面临严重的经费困境。经费不足直接影响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设施改善和课程开发，从根本上削弱了高校提升整体质量、开展国际化活动的能力。
教育体制的严重惰性。 印度教育管理存在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顽疾，导致政策协调低效、执行乏力。尽管莫迪政府试图通过设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来强化中央集权，以克服这种惰性，但改革能否成功以及成功后能否有效推动各邦和高校贯彻“在地国际化”战略，仍存在巨大疑问。长期的体制惰性是战略从文本转化为实践的主要障碍。
缺乏足够的国际吸引力。 印度的整体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质量以及疫情期间的表现，削弱了其作为“全球学习目的地”的吸引力。文中引用“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显示印度排名靠后且有所下滑。一项调查更指出，多数外国顶尖高校对在印度设立分校持观望或否定态度。这使得通过“引进”要素来促进“在地国际化”的设想面临现实困难。
四、 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对印度战略与挑战的分析，作者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出了四点建议：
增强宏观战略指引，打造并行发展格局。 中国在跨境流动国际化方面已有较完备的政策体系，但需在国家级顶层设计中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在地国际化”的战略地位，提供政策与财政支持，形成“国外国际化”与“在地国际化”双轮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强化人才培养阵地建设，遵循高质量发展脉络。 中国需在继续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留学中国”品牌的同时，着力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避免出现印度式的“孤岛”现象。只有整体质量过硬，才能为大规模、普惠式的“在地国际化”提供坚实的阵地。
构建面向全球的跨文化课程体系。 课程国际化是“在地国际化”的核心抓手。中国应推动将全球素养和跨文化能力培养系统性地融入现有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中，而并非另起炉灶。这是实现国际性人才本土化、规模化培养的关键。
系统建立在地国际化的监测与保障机制。 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由政府、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和高校自身共同参与的、针对“在地国际化”的监测与评估框架。设定明确的审查指标和反馈机制，以保障战略的有效实施和质量提升。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它首次系统性地将印度高等教育的“在地国际化”战略置于后疫情时代与全球高等教育格局变革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研究不仅梳理了印度从国家理念到具体政策的战略构建过程，更深刻揭示了战略愿景与印度高等教育现实基础（质量、经费、体制、吸引力）之间的巨大张力。这种批判性分析超越了简单的经验介绍，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视角。
对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该研究具有重要的比较与借鉴意义。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和高等教育后发国家，都面临着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夺全球话语权的任务。印度在“在地国际化”上的积极探索及其遭遇的困境，为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论文启示中国，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时，必须坚持质量为本、系统推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也要夯实基层院校的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实施与保障机制，从而避免战略空转，真正实现通过“在地国际化”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大规模优秀人才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