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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为发表于*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01年冬季刊,第1卷第1期)的学术评论文章,标题为《Controlling Consequences of Preconception Sex Selection》(《控制孕前性别选择的后果》),作者Owen D. Jones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文章围绕孕前性别选择(Preconception Sex Selection, PSS)的技术、伦理及政策争议展开,结合John Robertson的既有分析框架,提出以“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为核心的分级监管策略,并反驳了绝对禁止或放任自由的极端立场。
1. 技术可行性与需求现实性
Jones指出,PSS技术已突破传统迷信手段,能够实质性地干预子代性别比例。通过援引历史调查数据(如亚洲国家长期存在的性别偏好)和当代市场行为(如消费者支付意愿),作者论证了PSS的潜在需求具有广泛性和持续性。例如,引用Liu和Rose(1995)对800对夫妇的调查,证明性别选择动机涵盖“组成偏好”(compositional preferences,即子女性别比例)和“顺序偏好”(sequential preferences,即出生顺序)。这些数据表明,PSS的社会需求需通过市场机制量化,而非依赖理论推测。
2. 伦理争议的两大阵营:绝对主义与后果主义
作者将反对或支持PSS的立场归纳为两类:
- 绝对主义者(absolutists)分为两种:其一认为PSS本质不道德(如违背“自然”或“神意”),其二主张其应完全免于政府干预(视为生殖自由的一部分)。
- 后果主义者(consequentialists)则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进一步分化为两类:担忧PSS的净危害(如加剧性别歧视)者,以及认为禁止PSS会损害生殖权利者。Jones明确自身立场为后果主义,并指出Robertson等学者亦属此阵营,这为政策协商提供了共同基础。
3. PSS的可能危害与监管优先级
文章列举了PSS的潜在负面影响,包括性别比例失衡、儿童物化(commodification)、性别刻板印象强化等,但认为最严重的风险是性别比例倾斜导致的系统性不平等。例如,亚洲国家若普遍选择男性,可能加剧女性生存权危机。然而,Jones通过数据指出,50%的PSS使用者本可自然获得理想性别的子代,故实际性别比例扭曲可能低于预期。此外,其他风险(如族群分化)或因现有社会问题已较严重,PSS的边际贡献有限。
4. 分级监管策略:从“允许-监测-调整”到价格调控
作者提出非禁止性监管方案:
- 许可制度:要求PSS机构执行性别平衡的操作数量(如男女选择比例强制均等),以抵消偏好偏差。
- 税收与教育:通过征税提高PSS成本,并将税收用于反性别歧视宣传(类比控烟政策)。这种机制可动态调整需求,避免一刀切禁令对生殖自由的侵犯。
Jones强调,监管应针对实际使用模式而非技术本身,例如仅限制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组成偏好”行为,而允许“顺序偏好”等无害场景。
5. 技术价值中立与使用场景的伦理区分
通过类比手术刀或化肥的双重用途,Jones反驳“PSS本质邪恶”的观点,指出其技术价值取决于应用场景。例如,选择女性以避免X连锁遗传病(如血友病)具有积极意义,而单纯基于性别优越感的选择则可能构成歧视。因此,政策需区分“合理使用”与“滥用”,但作者承认实际操作中精准监管的困难性,尤其是PSS技术普及后可能出现的规避行为。
本文的价值在于:
1. 理论层面:厘清PSS争议中的核心分歧(绝对主义 vs. 后果主义),为后续伦理讨论提供清晰框架。
2. 政策层面:提出兼顾生殖自由与社会公平的监管方案,强调动态调整与非禁令干预的可行性。
3. 社会层面:呼吁关注技术使用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如亚洲性别歧视文化),而非仅归咎于技术本身。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未深入讨论PSS技术的具体实施门槛(如成本、可及性),且对监管执行难度的评估偏乐观。然而,其后果主义分析路径为生殖技术政策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