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shant Shah（博士，印度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是德国吕纳堡大学数字媒体文化与美学教授，同时也是印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Centre for Internet & Society）的联合创始人。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数字身份、性别与性、日常文化实践、公民行动及开放政治的交叉领域。本文发表于2015年4月至6月的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DOI号为10.1177/2056305115580338，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CC-BY-NC）。

论文主题

本文是一篇宣言式论文，旨在通过三种路径重新解构“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中的“社交性”（social）。作者提出，数字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和人际沟通模式，更关键的是催生了一种由机器架构和界面设计驱动的全新“社交性”——即智能技术（sapient technologies）之间的自主交互，甚至脱离人类作为参照点的存在。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社交媒体的本质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挑战

作者引用印度文化媒体学者Ashish Rajadhyaksha（2011）的研究，指出传统媒体基础设施（如印度电信治理体系）依赖“中心化广播模型”（broadcast-based model）。该模型下，即使邻居间的点对点（peer-to-peer, P2P）通信也需通过中央广播机构中转。社交媒体颠覆了这一模式，允许本地化连接绕过中央权威，形成一种“时断时续的连通性”（on-and-off connectivity），从而挑战了国家-市场主导的社会组织规范。

论据支持：
- 以印度历史上的电信治理为例，说明中心化广播如何通过“轮辐模型”（wheel and spoke model）强制社会性由中心节点定义。
- 社交媒体通过分布式数据传递，使社会性不再依赖中央监管或验证，例如地理隔离地区通过本地化网络直接接入全球网格（larger grid）。

2. “社交性”的重新定义：人机亲密关系

作者提出，社交媒体的“社交”可能并非指人际互动，而是人类与技术设备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一观点援引Namita Malhotra（待发表）的“界面亲密性”（interface intimacies）理论：智能机器（如智能手机）通过触觉反馈（振动、提醒）、情感支持（缓解孤独感）成为人类生活的“伴侣”，而界面本身成为欲望和情感的接收者。

论据支持：
- 机器人艺术家Kelly Dobson（2010）设计的“Omo”神经质伴侣机器人，通过触觉、热量和振动响应用户，要求人类学习新动作以适配机器反馈。
- 类比现实：人类调整行为以适应Instagram的滤镜美学、Twitter的碎片化表达或Facebook的关系网络框架，说明技术已反向塑造人类社交习惯。

3. 机器社交性：数据时代的非人类中心交互

作者进一步主张，社交媒体的核心是智能技术之间的自主交互。在大数据时代，人类仅是数据的生产者，而数据解析依赖算法和分布式计算（如云端服务器农场）。机器通过协议和驱动相互通信（如设备间的“ping”信号），构建了一个脱离人类干预的社交网络。

论据支持：
- 数据规模超出人类处理能力（Tactical Technologies Collective, 2013），需依赖算法生成可视化信息供人类理解。
- 硬件间自主通信（如服务器间的数据交换）限定了人类信息表达的边界，形成“机器社交性”（machine sociality）。

论文价值与意义

1. 理论创新：突破将社交媒体视为人际工具的传统视角，提出“机器社交性”作为新媒体本体论的核心。
   
2. 现实批判：揭示技术如何重构社会权力结构，例如算法监控（如服务器农场记录用户行为）取代传统权威。
   
3. 跨学科启发：融合媒介研究、文化理论和技术哲学，为数字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提供新框架。
   

亮点总结

• 观点颠覆性：将社交媒体的主体从人类转向机器，提出“数据主体”（data subjects）和“算法社交性”概念。
  
• 案例实证：结合印度电信史、机器人艺术和大数据研究，形成多维度论证链条。
  
• 预言性：预见了“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Kopetz 2011）时代人机关系的根本性转变。
  

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技术批判和哲学反思，迫使读者重新审视“社交”的定义，对数字文化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