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报告：诅咒语翻译中的情感与风险管理

本文介绍并探讨了Minna Hjort（所属机构：赫尔辛基大学现代语言系）撰写的学术论文《Translation of Swearing as Affect and Risk Management》。该文发表于期刊*Rask*的第46期。文章不属于单一原创性研究报告，而是一篇理论探讨与综述性质的论文。因此，本报告将依据类型b的要求，对论文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解析。

论文主题与核心论点

论文的核心主题是探讨文学小说中诅咒语翻译这一特定任务中，情感（affect）与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作者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个涉及情感和风险的认知决策过程，而在处理诅咒语这类充满禁忌色彩和强烈情感载荷的语言时，情感的作用尤其多维且突出，这进而加剧了翻译过程中的风险管理需求。文章旨在将翻译研究中的“情感转向”与皮姆（Pym）提出的“翻译风险管理”理论相结合，为分析诅咒语翻译现象提供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

主要观点及论据阐述

观点一：翻译过程自始至终都涉及情感因素。 作者首先确立了情感在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基础。她引用了Koskinen（2012）的观点，指出翻译如同其他写作或认知活动一样，总是伴随着情感。情感不仅体现在宏观项目层面（如译者对任务主题的喜好、对源文本质量的厌烦、交付稿件时的焦虑或自豪），更渗透在微观的决策层面。例如，译者对特定的翻译策略或具体词汇（包括诅咒语）会怀有情感偏好或情感距离，这种情感会直接影响其最终选择。这种偏好源于译者的个人天性、生活经历、文化习得和社会化过程。论文引用了一些将情感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前期工作，如运用“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method）的研究，以及探讨翻译与“情感智力”（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著作。这些都为理解情感在翻译决策中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背景。

观点二：文学翻译中的情感再现，尤其在对话翻译中，依赖于译者的共情能力和情感-体感信息检索。 在文学翻译领域，论文聚焦于对话的情感再现。作者指出，译者需要为目标读者创造一种“听觉上的幻觉”（an illusion of hearing），通过非标准拼写、口语化词汇和句法等手段，在书面文本中模仿口语。为了成功地再现情感化的文学语言，译者需要调动目标语言的情感词汇库和目标文化中表达情感的常规方式。关键在于共情能力——译者需要与人物建立情感联系，并通过“情感和体感信息检索”（affective and somatic information retrieval）来寻找合适的翻译对等语。这意味着译者会自问：“我认为一个芬兰人在此情境下会如何反应？这听起来会怎样？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有什么感觉，会说什么？” 此外，译者常用与感官相关的隐喻来描述翻译过程，如“品尝”台词、感受词语的“冲击力”或觉得某个词在书面上“看起来很丑”，这些都生动体现了情感和身体感受在决策中的作用。

观点三：在诅咒语翻译中，情感扮演着四重角色，使其任务异常复杂。 这是论文的核心分析部分。作者详尽阐述了情感在诅咒语翻译中的四种作用方式： 1. 翻译对象本身具有内置情感：诅咒语的定义就包含了表达情感和态度的功能，是一种情感表达（affective expression）。神经心理学研究也证实，诅咒语的使用与大脑特定区域及强烈的情感和心理生理反应（如皮肤电反应、疼痛耐受性增强）紧密相连。 2. 情感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翻译过程涉及（1）识别源文本中的情感表达；（2）分析这些表达的意义；（3）在目标语中寻找能传达所解读意义的对等语。这要求译者从目标语丰富的诅咒语库中进行选择。作者引用其博士研究发现，在一部小说的翻译中，译者使用的典型诅咒语库大约包含12个不同的词，其中3-6个是高频词。 3. 文本内容会引发译者的情感反应，从而影响其选择：源文本中的诅咒语或潜在的目标语对应词可能引发译者的个人情绪反应，驱使他们倾向于或避开某些选择。译者的个人信仰、美学观念和语言意识形态在这里发挥作用。例如，有译者因宗教信仰避免使用“Jesus”或“Christ”作诅咒词，或坚持将所有指代“God”的词小写。作者特别研究了芬兰诅咒词“perkele”（字面义“魔鬼”）的案例。该词在芬兰本土小说中是第五高频诅咒词（占6.3%），但在芬兰语的翻译小说中却非常罕见（第18位，仅占0.8%）。作者认为，这既因为其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情感强度（在1-4的评分中，译者和普通使用者都给予其超过3分的评价），也因为它承载了丰富的、与芬兰民族身份相关的文化内涵，被视为一种“我们”的词汇而不适合用于“他者”的语境。这证明了译者的个人情感和文化归属感如何塑造其“诅咒语库”，从而在每一部译作上留下个人印记。 4. 译者需预测并管理目标受众的情感反应：译者必须近乎不可能地预判译作会如何引发读者或客户的情感反应（如痛苦、厌恶或羞耻）。试图预测和控制这些反应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管理。Koskinen指出，为了避免风险而选择不会引发任何情感（无论正面或负面）的翻译方案，可能恰恰是最具风险的选择，因为“无情感反应”可能是受众最不想要的结果。

观点四：诅咒语翻译本质上涉及风险，因此风险管理成为必要策略。 作者认为，禁忌语本身就蕴含着风险，违反社会禁忌会带来不良后果。使用诅咒语涉及的风险包括对使用者（如丢面子、损害声誉）、交际情境和接受者等多方面。皮姆（Pym）将翻译中的风险分为三类：信誉风险（credibility risk，涉及翻译项目参与方和等效幻觉的破裂）、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ty risk，与认知过程、意义解读和翻译方案的准确性相关）和交际风险（communicative risk，关乎文本如何被解读和使用，以及翻译能否成功促进交流）。诅咒语翻译高度涉及交际风险，因为它们可能是交际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成功的风险承担可能带来积极回报（如加强群体内聚力、引发笑声），失败的则可能导致负面结果。皮姆进一步提出，翻译中一些普遍趋势（如图里提出的“标准化法则”和“干涉法则”，以及简化、显化、独特项欠额呈现和平均化等）都可以部分地由译者的风险规避倾向来解释。

观点五：译者在处理诅咒语时，会采用多种风险管理策略，并在个人偏好与专业要求之间进行权衡。 在翻译诅咒语时，风险管理的策略多种多样，包括：拒绝翻译任务、进行自我审查（如使用更温和或更少的诅咒语）、以及通过与他人协商（如与编辑讨论解决方案或征求同事意见）来分摊和转移责任。作者通过其问卷调查数据提供了具体例证： * 一位翻译言情小说的译者表示自己会软化诅咒语，因为“被要求这样做”。她将责任转移给客户，并用“非严肃文学”的体裁来减轻改变原文风格这一违规行为的严重性。 * 另一位译者认为，当原文诅咒语过多时，可以适当删减，以保护作者和人物的形象免受“过度咒骂”带来的负面联想。这体现了译者通过减少诅咒语来降低交际风险，但可能同时承担了违背忠实准则的信誉风险。 * 第三位译者承认，在翻译年轻人对话时会使用“vittu”一词，尽管她认为这对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不合适。这里管理的风险涉及个人形象、受众反应以及专业身份。她将准确刻画人物置于个人语言感知之上。 这些例子表明，译者在翻译诅咒语时，需要在个人层面（个人信念、偏好、面子）与专业层面（行业规范、惯例、客户指南）之间不断进行平衡。这种平衡可能意味着违背个人偏好去软化诅咒语，或者违背个人信念去使用极具冒犯性的词语。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它创新性地将翻译研究中的情感分析与风险管理理论系统性地结合起来，应用于诅咒语翻译这一具体而复杂的领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论文详尽地剖析了情感在翻译决策中的多维作用，揭示了译者的主观体验（如情感反应、文化认同、个人信仰）如何深刻地影响看似客观的翻译产出。在实践层面，该研究增进了我们对翻译过程复杂性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具有文化敏感性和情感冲击力的语言材料时，译者所面临的挑战和采取的应对策略。它揭示了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个涉及心理、情感和社会文化考量的风险决策过程。作者指出，这是一个亟待更多学术关注的研究领域，本文仅为抛砖引玉，其细致的分类和丰富的例证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