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属于类型b,是一篇探讨现代主义建筑与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结合了历史分析、政策评述和民族志研究。以下是报告的详细内容:
作者Jennifer Mack来自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ungliga Tekniska Högskolan, KTH),论文发表于期刊EPD: Society and Space的2023年第41卷第4期(656–682页),标题为《*Modernism in the Present Tense: “Dangerous” Scandinavian Suburbs and Their Hereafters*》。
论文聚焦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郊区住宅(modernist suburbs)的演变,分析其从“乌托邦未来象征”到“被种族主义话语收编的建筑符号”的转型过程。通过历史档案、政策文件、居民访谈和虚构文学(如丹麦小说《Paradise City》),作者提出三个关键脉络:
1. 建筑被污名化为“危险设计”(dangerous designs);
2. 居民被污名化为“危险人群”(dangerous people);
3. 二者结合,成为政治干预的借口(dangerous designs and people)。
背景:二战后,瑞典通过“百万住宅计划”(Million Programme)大规模建设福利社会住宅,主张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人民之家”(folkhemmet)理念。这些社区最初被构想为创新、平等、高效的未来城市典范。
转折点:
- 1960–1970年代媒体批判:未完工的项目已被贴上“丑陋”“单调”“滋生犯罪”的标签。例如,1968年记者Lars-Olof Franzén呼吁“拆毁斯德哥尔摩Skärholmen社区”;1970年代报告《Rapport Tensta》声称设计导致“居民被动化”。
- 学术理论的影响: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和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的“防御性空间”(defensible space)理论强化了“现代主义设计诱发犯罪”的叙事,尽管实证研究(如Katharine Bristol对美国Pruitt-Igoe住宅的分析)表明社会因素才是主因。
论据:
- 瑞典政府1975–1986年启动1700项改造项目(如修剪灌木、拆除连廊),默认了建筑需为“社会失败”负责。
- 居民实际体验被忽视。例如,哥本哈根Aldersrogade社区的改造拆除了共享庭院,将公共空间商业化,反而削弱了原有的社会网络。
背景:21世纪后,随着移民比例上升,现代主义郊区被贴上“隔都”(ghetto)、“脆弱区域”(vulnerable areas)等标签,居民(多为非西方裔)被视为“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ies)的威胁。
政策案例:
- 丹麦“无隔都计划”(2018年):将非西方裔超50%、失业率高的社区划为“硬隔都”(hard ghettos),强制要求2030年前拆除或私有化40%的社会住宅,并设立“ tightened penalty zones”(惩罚加重区)。
- 瑞典警察分类:将郊区分为“脆弱区”“风险区”“特别脆弱区”,依据主观评估而非犯罪数据。
论据:
- 媒体与政治修辞:丹麦前首相Lars Løkke Rasmussen称某些社区“不像丹麦”,瑞典极右政党(如瑞典民主党)提议“推平重建”以消除“阴影社会”。
- 居民视角:访谈显示,多数居民否认社区“危险”。例如,哥本哈根Gellerupparken的Elsebeth Frederiksen指出,媒体刻意放大犯罪叙事;马尔默Rosengård的警察局被设计成“堡垒式建筑”,象征对居民的军事化管控。
现状:极右翼政党将现代主义郊区视为“未完成的错误”,主张通过拆除(如丹麦)或“安全改造”(如瑞典Boverket机构的“视觉监控”项目)彻底重构社区。
关键矛盾:
- 社会住房私有化(如丹麦)导致“驱逐性翻新”(renoviction),迫使低收入家庭迁离。
- 种族替代逻辑:政策隐含“通过建筑更新置换人口”的目标,例如瑞典社民党提出“非北欧裔不超过50%”的居住比例限制。
居民抵抗:
- 哥本哈根Lundtoftegade的Søren-Emil Schütt批评政策以“非西方”比例作为标准,实为种族化管理工具。
- 瑞典Husby社区研讨会中,居民质问:“‘特别脆弱区’是指建筑还是我们这些人?”
学术价值:
社会意义:
全文通过细腻的历史梳理和尖锐的政治批判,揭示了现代主义建筑如何从进步象征沦为种族排斥的替罪羊,为建筑社会学和批判城市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