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少年数字心理健康干预措施的范围综述：一项针对16-25岁人群的系统性梳理

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文是由 Courtney Potts (MSc)、Carmen Kealy (PhD)、Jamie M. McNulty (MSc)、Alba Madrid-Cagigal (MSc)、Thomas Wilson (MSc)、Maurice D. Mulvenna (PhD)、Siobhan O’Neill (PhD)、Gary Donohoe (PhD) 和 Margaret M. Barry (PhD) 共同完成的研究。作者们来自英国阿尔斯特大学、爱尔兰高威大学、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健康促进研究中心以及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该研究作为一篇范围综述 (Scoping Review) 发表于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JMIR) 2025年第27卷，文章识别码为 e72892。

研究主题与背景 本文聚焦于“数字心理健康干预措施”这一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领域，具体针对16至25岁的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时期是心理障碍的高发期，全球超过十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至少一种可诊断的心理障碍，且大部分在25岁前发病。然而，全球心理健康服务资源严重不足，治疗可及性低。在此背景下，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支持的数字心理健康干预措施 (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DMHIs) 因其可及性、匿名性、可扩展性和低成本等潜力，被视为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挑战的一种有前景的解决方案。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DMHIs的综述，但许多发表于2021年或更早，未能充分反映COVID-19大流行后数字世界的快速变化。此外，既往综述多集中于特定领域，如仅关注应用程序、特定心理疾病（如抑郁和焦虑）、特定人群（如大学生）或特定研究方法（如仅限随机对照试验）。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对2019年至2024年间最新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全面描绘针对16-25岁青少年的DMHIs的整体图景，重点关注干预措施的特征、目标人群以及研究的留存率，而非评估其有效性。

研究的主要观点与论据

观点一：现有研究在干预重点、工具类型和理论取向上呈现多样性，但认知行为疗法占据主导地位。 该综述通过系统检索6个数据库（PubMed, Web of Science, Scopus, MEDLINE, Cochrane Library, PsycINFO），从初始的36,591条记录中最终纳入了145篇符合条件的研究。分析发现，这些研究在关注点上大致平衡：约55.2%的研究侧重于心理健康促进和初级预防，44.8%侧重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和早期干预。这表明研究领域既关注普遍性的健康提升，也关注针对性的问题解决。

在最常用的数字工具类型方面，应用程序 (Apps) 最为普遍，占所有独特干预措施的37.8%，其次是网络资源 (33.3%) 和网站 (14.1%)。其他如聊天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应用相对较少。干预措施中最常见的功能是心理教育或教育内容 (71.9%)，以及正念、呼吸或放松练习 (51.9%)。

在心理治疗理论取向上，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43.4%的研究中被使用，其中26.9%的研究单独使用CBT，16.6%的研究将其与其他疗法结合使用。正念 (Mindfulness) 和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常用的方法。这一发现揭示了当前数字干预研发的理论基础相对集中，可能限制了干预方法的多样性探索。

观点二：研究人群存在显著的抽样偏差和代表性不足问题，边缘化群体被严重忽视。 综述结果强烈指出，现有研究的参与者样本存在严重偏差。高达96.6%的研究采用了便利抽样，其中最主要的招募来源是大学或学院 (60.0%)，其次是网络或社交媒体 (41.4%)。这导致研究样本高度同质化，主要代表了能够接触高等教育、拥有数字设备并熟悉网络环境的年轻人群。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女性在研究中被过度代表，平均占研究人群的71%，而男性仅占约28%。尽管有74.5%的研究声称包含了边缘化群体，但深入分析发现，这种“包含”主要是基于种族/民族的多样性。而其他关键的边缘化群体则代表性极低或完全缺失：仅有36.6%的研究包含了 LGBTQ+（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等）青少年，且在这些研究中，LGBTQ+参与者平均仅占样本的13%。其他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 (5.5%)、神经多样性人群 (3.4%)、移民 (2.1%)、无家可归者 (1.4%)、有物质使用问题者 (1.4%) 以及未受教育或失业青年 (0.7%) 的纳入比例更是微乎其微。

此外，研究目标人群也显示出局限性。虽然43.4%的研究针对无特定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通人群，但针对有心理健康诊断人群的研究仅占18.6%，且其中绝大多数（22/27）聚焦于焦虑和/或抑郁。其他心理健康状况，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病性障碍等，在数字干预研究中严重 underrepresented。

观点三：干预措施的交付模式与目标人群的严重程度相关，混合支持模式在临床人群中更常见。 研究发现，干预措施的交付模式（纯数字化 vs. 混合支持）与目标人群的特征密切相关。在针对普通人群的研究中，70%采用纯数字化干预。而对于有心理健康症状的群体，采用混合支持（即数字工具结合某种形式的人力支持，如临床医生指导、研究团队联系或同伴支持）的比例上升至54%。在针对有明确心理健康诊断的群体中，混合支持的比例最高，达到74%。

这种分布模式反映了临床实践中的常识：问题越严重，越需要专业人员的介入和支持。在混合支持的具体形式上，对于普通人群，最常见的是研究团队支持 (63.2%)；对于有症状群体，研究团队支持和临床医生支持各占约43%；而对于有诊断的群体，临床医生支持成为最主要的形式 (70%)。这提示未来的干预设计需要根据目标用户的风险和需求水平，考虑差异化的支持模式。

观点四：研究的留存率存在较大差异，平均留存率为66%，其高低受研究设计、干预类型和激励措施等因素影响。 留存率（指开始研究并完成最终评估的参与者比例）是衡量数字干预可行性和参与度的重要指标。本综述发现，所有研究的平均留存率为66%，范围从16%到100%不等，标准差为23%，表明不同研究的参与度差异巨大。

进一步分析显示，某些因素与较高的留存率相关：试点研究 (Pilot Studies) 的平均留存率 (79%) 高于随机对照试验 (70%)；以应用程序为载体的干预留存率 (76%) 高于网站 (57%)；针对有心理健康诊断人群的研究留存率 (76%) 高于针对有症状人群 (64%) 和普通人群 (68%)；提供任何形式激励（如金钱、代金券、课程学分）的研究，其平均留存率 (73%) 高于未提供激励的研究 (65%)。留存率最高的36项研究（≥90%）的共同特点是样本量相对较小（平均60人）、研究时长适中（平均6周），且其中61%提供了激励。

然而，作者也指出，在受控的研究环境之外，真实世界中数字干预的持续使用率和完成率可能更低（有文献指出仅为0.5%-28.7%）。因此，如何设计更具吸引力和粘性的干预措施，特别是针对边缘化群体，是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

观点五：当前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干预时长、随访数据标准化不足以及理论模型应用有限等问题。 综述揭示了该领域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局限性。首先，干预的预设使用时长差异很大，从一次性会话到26周（6个月）不等，平均为6周。这种不一致性使得不同研究之间的直接比较变得困难。其次，仅有43.4%的研究在干预后收集了随访数据，且随访时间点各异（最常见的是12周），平均随访时间为19周。缺乏长期随访数据限制了对干预效果持久性的评估。

此外，尽管CBT是主导理论，但整体上，许多数字干预措施缺乏明确的理论模型指导其设计和评估行为改变机制。作者引用相关评论指出，健康信念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等行为理论在数字心理健康干预中的应用有待加强，以更好地指导内容设计、用户互动和效果评估。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本范围综述为青少年数字心理健康领域提供了一份全面、最新的“地图”。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系统性梳理与现状描绘：首次广泛纳入了从促进、预防到治疗的全谱系数字干预研究，超越了以往综述的局限，清晰展示了该领域的整体格局、优势与不足。 2. 揭示关键差距与偏见：明确指出了研究在人群代表性上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对 LGBTQ+、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神经多样性等边缘化群体的忽视。这为未来研究指明了必须纠正的方向，即致力于开发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数字心理健康解决方案。 3. 提供实践与政策启示：研究结果对临床实践、技术开发和政策制定具有直接指导意义。例如，建议临床工作者根据用户严重程度考虑混合支持模式；鼓励技术开发者探索超越CBT和正念的多元理论模型，并整合游戏化、个性化等增强参与度的功能；呼吁政策制定者关注如何在真实世界（而非仅大学环境）中可持续地实施和推广这些干预措施。 4. 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综述结尾部分明确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加强对心理健康促进和预防措施的研究；探索CBT之外的其他干预方法；确保研究样本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标准化干预时长并纳入长期随访；以及开发更有效的策略以提高参与度和留存率，特别是在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

这篇综述不仅总结了现有证据，更批判性地指出了领域发展的瓶颈和未来前进的路径。它强调，为了使数字心理健康干预真正对全球青少年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超越便利样本，拥抱多样性，并致力于开发既有效又公平、既创新又可及的干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