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报告：童年创伤与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反刍思维与社会焦虑的中介作用
一、 研究作者、机构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Caixia Deng（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佛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Jingxing Liu（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Xiaoqian Wu、Xiaoya Wang、Zhiying Zheng、Wei Zhang*（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及Hongyu Zou*（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共同完成。论文通讯作者为Wei Zhang与Hongyu Zou。此项研究于2025年12月3日发表于期刊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15, Issue 12, Article 1676)。所有作者均声明无利益冲突。
二、 研究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属于心理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与健康行为科学的交叉领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在青年群体中日益普遍，对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成因机制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同时，童年创伤（包括虐待与忽视）已被广泛证实是诸多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风险因素。然而，童年创伤如何具体影响PSU，其内在的心理机制路径尚不清晰。
研究基于两大理论框架：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 CIUT）与人-情感-认知-执行交互模型（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model, I-PACE）。CIUT理论认为，经历长期负性环境的个体会通过虚拟世界（如智能手机使用）来逃避或缓解现实痛苦。I-PACE模型则指出，行为成瘾源于个人因素、情感状态（如焦虑）、认知过程（如反刍思维）与行为强化的复杂交互。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两种主要童年创伤（虐待与忽视）与大学生PSU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关注反刍思维（Rumination）和社会焦虑（Social Anxiety）在其中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此外，研究创新性地采用了变量中心与个体中心相结合的分析视角，旨在更全面地揭示童年创伤的异质性及其不同影响模式。具体研究假设包括：两种童年创伤均与PSU正相关；童年虐待与忽视对PSU的影响存在差异；反刍思维与社会焦虑在童年创伤与PSU间起中介作用；个体中心视角能识别出不同的童年创伤亚型；不同创伤亚型与PSU的关系也受上述中介机制影响。
三、 详细研究流程与方法
研究流程严谨，可分为以下几个核心步骤：
第一步：研究对象招募与数据收集。 研究在中国南方一所大学进行，采用部门层面的随机抽样方法，共招募了2992名大学生参与一项匿名心理健康调查。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数据通过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www.wjx.cn）收集。为确保数据质量，研究者设置了严格的筛选标准：问卷所有条目必须完成（无缺失数据）；检查年龄与年级匹配度；设置固定选项的测谎题；剔除完成时间少于8分钟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717份，有效应答率为90.81%。样本中男性661人（22.49%），平均年龄为19.81岁。研究获得了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号：SCNU-PSY-2022-217）。
第二步：研究工具与变量测量。 研究使用了一系列经过中文文化背景验证的量表进行测量，所有变量均通过自评问卷获得。 1. 童年虐待：采用《童年创伤问卷》中的虐待分量表（Bernstein等，2003），包含14个条目，涵盖身体、情感和性虐待三个维度。采用5点李克特计分（1=从不，5=总是），总分14-70分，分数越高表示童年虐待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15。 2. 童年忽视：采用《童年创伤问卷》中的忽视分量表（Bernstein等，2003），包含10个条目，评估身体忽视和情感忽视。同样采用5点李克特计分，其中部分条目反向计分。总分10-50分，分数越高表示童年忽视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克朗巴赫α系数为0.791。 3.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采用Bianchi & Phillips（2005）编制、Ng等（2020）汉化的《手机问题使用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总分10-50分，得分越高表示PSU越严重。研究中设定总分小于30分为非PSU（依据Nahas等标准，即低于总可能分的60%）。本研究中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98。 4. 反刍思维：采用Nolen-Hoeksema & Morrow（1991）编制、Han & Yang（2009）汉化的《反刍反应量表》，共22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1=从不，4=总是），总分22-88分，分数越高反刍倾向越强。本研究中克朗巴赫α系数高达0.974。 5. 社会焦虑：采用La Greca & Stone（1993）编制、Zhou等（2008）汉化的《社交焦虑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3点计分（0=从不，2=总是），总分越高表示社会焦虑越严重。本研究中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27。 此外，研究还收集了性别、年龄、民族、经济状况、父母外出务工情况、是否独生子女、精神疾病史、吸烟饮酒史、恋爱关系、躯体症状等人口学变量作为协变量。在分析一种童年创伤（如虐待）与PSU的关系时，将另一种创伤（如忽视）作为控制变量，以分离出每种创伤的独特效应。
第三步：数据分析策略。 研究使用了SPSS 26.0、PROCESS v4.0宏程序以及Mplus 8.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了多层次的分析方法：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计算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并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检验变量间的初步关系。 2. 共同方法偏差与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差以检验多重共线性。 3. 变量中心分析： * 层次回归分析：检验童年虐待和忽视对PSU的独特预测作用，比较其效应大小。 *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使用PROCESS宏的Model 6，在控制协变量的前提下，分别检验以童年虐待和童年忽视为自变量，以反刍思维和社会焦虑为中介变量（顺序为反刍思维→社会焦虑），以PSU为因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 4. 个体中心分析： * 潜在剖面分析：使用Mplus 8.3软件，以童年虐待和童年忽视的得分为指标，对参与者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以识别出具有不同童年创伤经历模式的亚组。通过比较不同剖面数量模型的拟合指标（AIC, BIC, aBIC, Entropy, LMRT, BLRT）来确定最佳剖面数。 * 剖面差异检验：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比较不同剖面组在童年虐待和忽视得分上的差异。 * BCH分析：在确定剖面后，使用BCH方法检验不同创伤剖面组在PSU得分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 基于剖面的链式中介分析：以特定的创伤剖面（如将“低创伤组”作为参照组）为自变量，再次检验反刍思维和社会焦虑在创伤剖面与PSU之间的中介作用。
四、 主要研究结果及其逻辑关系
研究结果丰富，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两个视角揭示了童年创伤影响PSU的复杂机制。
（一）初步结果与模型检验 描述性统计显示，32.72%的大学生存在PSU，比例高于既往全球荟萃分析报告的28.3%。相关分析表明，童年虐待、童年忽视、反刍思维、社会焦虑与PSU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01），为后续中介分析奠定了基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9.77% < 40%）和多重共线性检验（所有VIF值在1.106至1.665之间）表明数据质量可靠，不存在严重的统计问题。
（二）变量中心视角的主要结果 1. 直接效应与差异：层次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彼此及其他协变量后，童年虐待与童年忽视均能显著正向预测PSU，支持了假设1。但进一步比较发现，童年虐待对PSU的预测效应（β = 0.163, p < 0.001）显著大于童年忽视的效应（β = 0.043, p < 0.05），部分支持了假设2，表明不同类型的童年创伤对PSU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 2. 中介效应分析： * 对于童年虐待：路径分析显示，童年虐待对PSU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β = 0.113, p < 0.001），占总效应的48.74%。中介分析发现三条显著路径： * 路径1（反刍思维单独中介）：童年虐待 → 反刍思维 → PSU。效应显著。 * 路径2（社会焦虑单独中介）：童年虐待 → 社会焦虑 → PSU。效应显著（β = 0.021, 95% CI = [0.003, 0.040]），占总效应的9.27%。 * 路径3（链式中介）：童年虐待 → 反刍思维 → 社会焦虑 → PSU。效应显著（β = 0.047, 95% CI = [0.031, 0.064]），占总效应的20.28%。 * 对于童年忽视：路径分析显示，童年忽视对PSU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05, p = 0.787）。但中介分析发现了不同的模式： * 路径1（反刍思维单独中介）：童年忽视 → 反刍思维 → PSU。效应显著（β = 0.024, 95% CI = [0.014, 0.035]），占总中介效应的51.72%。这表明童年忽视主要通过引发反刍思维来影响PSU。 * 路径2（社会焦虑单独中介）：童年忽视 → 社会焦虑 → PSU。效应不显著。 * 路径3（链式中介）：童年忽视 → 反刍思维 → 社会焦虑 → PSU。效应显著（β = 0.023, 95% CI = [0.014, 0.031]），占总中介效应的48.28%。 结论：反刍思维在两种童年创伤与PSU的关系中均起显著中介作用。社会焦虑在童年虐待与PSU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童年忽视与PSU间不起单独中介作用。然而，反刍思维与社会焦虑构成的链式中介路径在两种创伤与PSU的关系中均成立。这支持了假设3，并揭示了I-PACE模型中认知（反刍）与情感（焦虑）过程的序列作用。
（三）个体中心视角（潜在剖面分析）的主要结果 1. 创伤剖面识别：LPA结果支持三个剖面的模型（熵值=0.983），拟合最佳。根据剖面的特征，将其命名为： * 剖面1（低童年创伤组，n=2485，91.46%）：在虐待和忽视上得分均最低。 * 剖面2（中度童年虐待组，n=150，5.52%）：童年虐待得分中等，童年忽视得分显著高于剖面1，但与剖面3无显著差异。 * 剖面3（高度童年虐待组，n=82，3.02%）：童年虐待得分最高，童年忽视得分与剖面2无差异，但显著高于剖面1。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揭示了童年创伤经历的异质性：虐待与忽视并非总是同步变化；存在一个群体经历了较高的忽视但仅中等程度的虐待（剖面2），而另一个群体则经历了极其严重的虐待（剖面3），但两者的忽视水平相似。 2. 剖面与PSU的关系：BCH分析显示，剖面2和剖面3的PSU水平均显著高于剖面1，但剖面2与剖面3之间的PSU水平无显著差异。这表明，一旦童年虐待达到一定水平（无论是中度还是高度），其对PSU的风险影响趋于相似，而童年忽视的影响可能被虐待的效应所掩盖或调节。 3. 基于剖面的中介分析：以剖面1为参照组进行分析发现： * 社会焦虑在剖面2/3与PSU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不显著。 * 反刍思维在剖面2/3与PSU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 * 反刍思维→社会焦虑的链式中介路径在剖面2/3与PSU的关系中均显著。 此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5，并再次强调了反刍思维的核心中介角色，以及其与社会焦虑协同作用的链式路径。同时，从个体中心视角看，社会焦虑的直接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与变量中心视角下童年虐待存在社会焦虑中介的结果形成了对比，研究者将此现象归因于“辛普森悖论”，凸显了考虑群体异质性的重要性。
五、 研究结论与价值意义
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1. 童年创伤是大学生PSU的重要风险因素，且童年虐待的影响强于童年忽视。 2. 反刍思维是关键的中介机制。无论从变量中心还是个体中心视角，反刍思维均在童年创伤（特别是童年虐待）导致PSU的路径中扮演核心角色。这符合CIUT理论，即创伤经历导致个体陷入对负性经历的反复思考，为逃避这种痛苦而转向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 3. 认知-情感链式路径得到验证。研究支持了I-PACE模型，即童年创伤首先引发负性认知（反刍思维），进而加剧负性情绪（社会焦虑），最终共同驱动PSU行为。 4. 童年创伤具有异质性。LPA识别出三种不同的创伤经历亚型，表明大学生群体内部在创伤类型和严重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我们，并非所有经历创伤的个体都以相同的方式发展出后续问题。 5. 研究视角的整合具有启发性。变量中心与个体中心分析结果的异同（如社会焦虑中介作用的显现与否）表明，两种方法互为补充。变量中心揭示了普遍机制，而个体中心则揭示了群体内部的复杂性，提醒研究者和干预者需关注不同类型的创伤经历者。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应用价值。科学价值在于：它通过整合CIUT和I-PACE理论，精细地揭示了童年创伤影响PSU的双路径（认知与情感）中介模型，并首次结合变量与个体中心方法，深化了对创伤异质性及其不同影响模式的理解，为行为成瘾的病因学提供了新的证据。应用价值在于：研究结果为预防和干预大学生PSU提供了明确靶点。针对有童年创伤经历的大学生，干预措施应着重于降低其反刍思维倾向（例如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训练），并管理由此引发的社会焦虑。此外，对于高虐待经历的个体，应给予特别关注。研究也呼吁社会加强儿童保护体系，增加父母陪伴，以减少童年忽视的发生。
六、 研究亮点
七、 其他有价值内容
研究在讨论部分坦诚地指出了若干局限性，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1) 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需纵向研究；2) 未能纳入生物、环境等更多变量；3) 未对童年虐待（如躯体、情感、性虐待）进行更细粒度的分析；4) 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差；5) 自愿参与可能带来样本选择偏差。这些反思体现了研究的科学性。 此外，研究在数据可及性、伦理审核、基金支持等方面信息透明，符合开放科学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