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作者 Brian Street （King’s College, London）撰写，于2003年5月12日发表在《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期刊第五卷第二期中，标题为“What’s ‘New’ in New Literacy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本文是关于“New Literacy Studies”（新兴读写研究，以下以NLS指代）的综述性论文，作者讨论了NLS领域的理论发展、关键观点、批评与局限，并探讨了其在教育及政策实践中的应用。以下是对本文的学术报告。
New Literacy Studies (NLS) 是一种新兴的研究传统，讨论了读写（literacy）的社会实践性质，而非仅仅将其视为技术性技能的习得。传统的“自主模型”（autonomous model of literacy）认为读写本身在学习、经济发展及公民行为中起决定作用，而 NLS 更倾向于采用“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阐释读写实践，认为读写深嵌于社会文化语境，与权力、知识及身份密切相关。同时，NLS 提出了“多重读写”（multiple literacies）的理念，认为不同时空中存在多样的读写形式，且这些形式会因权力关系而受到争议或抵抗。作者致力于更新和扩展NLS理论，并探讨其教育和政策实践中的影响。
作者将读写研究分为两种模型解释：“自主模型”（autonomous model of literacy）认为读写是一种中立、技术性的技能，人们通过该技能即可无条件地改善认知能力、经济前景和社会生活；然而，NLS 认为这种模型脱离了具体社会经济背景，掩盖了背后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假设。相反，“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 of literacy）重视读写作为社会实践的文化嵌入性，认为读写涉及知识、身份及权力关系。它质疑哪些读写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哪些被边缘化。
支持证据包括作者本人及他人的研究：Street（1985，1996）通过对伊朗农村的民族志观察提出“自主模型”可能在实践中强制推广西方的读写观；而“意识形态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不同社会背景的读写实践。例如，在多语言环境或教育语境中，读写的意义总是受社会实践所支配且深嵌于特定的话语系统。
为了有效研究社会读写实况，NLS 引入了“读写事件”（literacy events）及“读写实践”（literacy practices）两个关键术语。
读写事件：借用了社会语言学中“言语事件”（speech events）的概念，例如 Heath（1982）将其定义为“任何一个书写文本在参与者互动及解释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事件”。读写事件聚焦于具体的互动活动，例如某人在特定场合阅读或书写的活动本身。
读写实践：更为广义地扩展到社会文化层次，囊括了人们对读写的社会构想和模式的理解。Street（1988）提出这一术语，认为其既包括发生的读写事件，也包括赋予事件意义的文化模式。例如 Barton 和 Hamilton（1998）研究了英格兰兰开斯特日常读写活动中的多重实践，以及其中反映的社会价值与文化符号。
作者进一步通过多项案例研究支持这些术语的适用性，例如 Prinsloo 和 Breier（1996）对南非不同社会阶层中读写用途的阐述。这些研究揭示了读写实践如何嵌入社会日常生活，并受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
Brandt 和 Clinton（2002）对NLS 提出“地方的局限”（limits of the local）的批评，强调不能仅关注地方的读写实践；读写往往从外部引入，并带有更广泛的“技能”和“意义”，超越了地方实践的解释能力。例如，技术扩散对读写功能的冲击无法单靠地方的解释框架来理解。作者同意其对“地方与全球”的关系分析，但不同意将“全球”（distant literacies）视为自主的或中立的，认为这些外来的读写形式仍然具备意识形态属性。
Kulick 和 Stroud（1993）研究了传教士将新的读写实践带到新几内亚后，当地如何“接收性地”根据自身环境创造混合实践。作者强调，阅读与书写的全球-地方互动往往创造了“混合型读写实践”（hybrid literacy practices）。
NLS 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如何将其理论应用于教育情境，包括学校和非正式教育。
学校教育：Hull 和 Schultz（2002）探讨了NLS如何帮助学校在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之间找到互补关系。他们主张减小“学校内外读写实践间的鸿沟”，以充分利用学生的社区和家庭经验。例如，Dewey（1899）曾批评学生无法将课堂学习与日常生活相结合，NLS 提出的多重读写为改善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成人教育与发展：在尼泊尔的 Community Literacies Project 基地，项目结合女性阅读小组与社区森林用户团体的文化背景发展本地的读写能力。这些本地化努力表明，NLS 不仅能促进个人能力发展，还能强化社区组织的机制。然而，这种项目面临如何对接政策和扩大规模的挑战，尤其是如何将复杂的本地化实践上升为普遍化政策。
尽管 NLS 强调社会情境与文化实践，但在教育政策领域的推广中面临阻力。在英美等地，以“科学化”及“证据基础”为取向的政策（如美国国家阅读小组的研究报告）优先考虑随机实验与数据驱动的研究。例如 Slavin（2002）支持以实验为基础的教育研究模式。然而，Gee（2002）等人批评这种方法无法捕捉读写习得中的文化差异及多样性。
Hamersley（2001）批评这种“系统综述”方法倾向于复兴实证主义模型，无视社会文化理论的重要性。NLS 的发展需在理论与实践间找到平衡，在回应政策需求时不失其原有的社会文化敏感性。
本文不仅回顾了 NLS 的理论发展，还回应了从“地方性”到全球化、从理论至实践，以及从教育到政策中的多种挑战。NLS 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揭示读写实践的多样性及其与社会结构、权力和身份的复杂关系，同时将理论批判与教育干预相结合。
通过引入“混合型读写实践”与“意识形态模型”，NLS 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了捕捉地方与全球关系的一套方法论。其在教育中的应用显示了多重读写能够通过多样化的文化经验，改革固有的教育观念与读写模式。
在政策与实践中，NLS 则面临如何保持社会文化敏感性而非被“科学化”范式割裂的问题。本文呼吁研究者继续深挖NLS的概念与方法，将批判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
本文为新兴读写研究（New Literacy Studies）提供了详尽的概述，显示了其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应用的广泛拓展。读写的多样性、地方性与全球性交互对未来教育与政策制定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