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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与炎症的影响

期刊:Trend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DOI:10.1016/j.tcm.2022.02.005

类型b 学术报告

一、作者、机构与发表信息

本文是一篇综述(Review),题为《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and the influence of inflammation》(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与炎症的影响),发表于《Trend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2023年第33卷。通讯作者为Michiel Algoet,其所在机构为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心血管科学系(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ciences)。其他作者分别来自鲁汶大学生物医学MRI与影像病理学系(Biomedical MRI, Department of Imaging and Pathology)以及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及医学院(Helen B. Taussig Heart Center,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and School of Medicine)。

二、论文主题与核心观点概述

本文系统综述了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 injury)的病理机制,重点聚焦于炎症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并讨论了药物与缺血调理(ischemic conditioning)两类心脏保护策略的临床转化现状。作者提出的核心论点是:炎症是I/R损伤的关键驱动因素,且受到患者年龄、合并症及系统性低度慢性炎症状态的深刻影响;单纯针对单一通路的干预在临床中屡遭失败,未来应探索“免疫调节联合缺血调理”的双重策略。

三、主要观点及各观点论证

观点一:再灌注本身矛盾性地加剧心肌损伤,炎症是其中的关键机制。

作者首先从基本病理生理出发,阐述急性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由冠状动脉突然闭塞引起,导致相应心肌区域缺血和坏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虽然能恢复血流灌注、限制梗死面积,但再灌注本身会“矛盾性地”引发加剧和加速的心肌损伤,即I/R损伤。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包括:缺血期细胞内钠、氢、钙离子迅速蓄积,造成组织酸中毒、肌原纤维过度收缩、ATP耗竭及线粒体超微结构损伤;再灌注时突然的再氧合进一步产生大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并激活补体途径。受损的实质细胞和细胞外基质释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nger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DAMPs与实质细胞和浸润白细胞上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结合,通过NF-κB通路和NLRP3炎症小体(NLRP3 inflammasome)驱动促炎基因表达。这一系列机制共同说明炎症在I/R损伤中并非旁观者,而是核心病理驱动者。

观点二:白细胞和线粒体是炎症性I/R损伤中最重要的两个效应器。

在白细胞方面,作者指出巨噬细胞具有功能可塑性,可在促炎性M1表型和修复性M2表型之间转换。心肌梗死后30分钟内即可见到M1型巨噬细胞浸润,第3天达到高峰;随后单核细胞向M2型分化,第5至7天达到最大值,为梗死组织修复做准备。若促炎反应过度或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心肌细胞死亡、基质降解、心室壁完整性受损、心脏破裂和纤维化等严重后果。作者还引用了其团队近期的一项遗传学研究:在急性MI患者CD14+单核细胞中鉴定出1084个转录本的独特表达谱,其中C型凝集素结构域家族4成员E(clec4e,即mincle)是最显著上调的受体,升高达2.8至8倍。小鼠I/R实验进一步证实,用clec4e激动剂trehalose-6,6′-dibehenate(TDB)刺激可显著增加24小时后中性粒细胞浸润,而clec4e基因敲除则显著减少中性粒细胞浸润,证明clec4e信号通过增加白细胞浸润而不利地调节炎症反应。

在线粒体方面,作者强调线粒体在I/R损伤中处于中心地位。缺血期间氧化应激为再灌注时的心肌细胞死亡“做好准备”。ROS与钙离子共同触发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mPTP)开放,导致线粒体膜电位崩溃、ATP水解、NAD+和Ca2+释放,最终线粒体肿胀和外膜破裂,释放促凋亡因子导致细胞死亡。更重要的是“ROS诱导ROS释放”现象,即单个线粒体中ROS的累积可激活邻近线粒体的mPTP。作者还区分了强诱导的持续mPTP开放(有害)与短暂小幅度mPTP开放(可能无害),这一区分为缺血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观点三:NLRP3炎症小体桥接慢性炎症状态与急性I/R损伤。

作者指出NLRP3炎症小体存在于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及其他髓系细胞中,由NLRP3受体、接头蛋白ASC和caspase-1组成。ASC是连接NLRP3受体与效应caspase-1的关键桥梁。caspase-1负责切割pro-IL-1β为IL-1β,并介导caspase-1依赖性细胞死亡(细胞焦亡,pyroptosis)。支持证据包括:ASC和caspase-1缺陷小鼠在缺血损伤后炎症反应减轻、梗死面积更小、心肌纤维化更少;用siRNA抑制NLRP3可防止炎症小体激活和心肌细胞死亡,改善小鼠MI模型的心肌重塑;体外实验表明NLRP3主要定位于左心室成纤维细胞中。这些数据说明NLRP3炎症小体是连接无菌性炎症与心肌损伤的关键节点。

观点四:合并症和增龄通过“代谢性炎症”和“炎症性衰老”改变I/R损伤的炎症背景,可能是临床转化失败的重要原因。

作者引用了Hotamisligil于2006年提出的“metaflammation”(代谢性炎症)概念,以及Franceschi于2000年提出的“inflammaging”(炎症性衰老)概念。其论据包括:高胆固醇血症兔在I/R后心肌细胞凋亡显著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MI预后更差;肥胖通过增加ROS产生和线粒体功能障碍激活NLRP3炎症小体;糖尿病或代谢综合征啮齿动物的心脏保护阈值升高。在增龄方面,衰老伴随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SASP),其特点是促炎转录程序的慢性激活,NLRP3炎症小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增龄还导致心脏驻留巨噬细胞向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转变,心脏驻留巨噬细胞减少会扩大梗死面积、降低左室收缩功能;此外,克隆性造血(clonal ha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CHIP)中存在TET2基因突变,TET2缺陷巨噬细胞表现出更高的NLRP3炎症小体介导的IL-1β分泌,并与冠心病风险增加两倍相关。这些证据共同说明:I/R损伤并非在“正常”的炎症背景下发生,而是在被合并症和增龄预先改变过的慢性炎症环境中发生,这解释了为何年轻健康动物模型中的有效干预难以在临床中重现。

观点五:药物干预中靶向NLRP3炎症小体—IL-1β通路的策略最具前景,但临床证据仍不一致。

作者通过表1汇总了心血管疾病抗炎治疗的关键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仅靶向IL-1R(anakinra,VCU-ART试验)、IL-1β(canakinumab,CANTOS试验)和微管组装(colchicine,COLCOT、LoDoCo和LoDoCo2试验)的药物显示出有利的临床结果。值得注意的是,colchicine可阻断炎症级联的多个步骤,并调节血小板功能和内皮激活。2021年ESC指南已将其视为高风险冠心病患者二级预防的新兴治疗。然而,IL-6阻断剂tocilizumab在ASSAIL-MI试验中虽然增加了心肌挽救指数,但未减少梗死面积,提示IL-6阻断的时机和剂量—反应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线粒体靶向药物如环孢素A(cyclosporin A,CsA)虽然能在动物模型中抑制mPTP开放并减少梗死面积,但Rahman等人的荟萃分析显示环孢素A未能改善死亡率、再发MI、再住院和心衰事件等临床结局。这说明单一靶点的药理学干预在复杂临床环境中效果有限。

观点六:缺血调理是限制I/R损伤的介入性策略,其保护信号依赖mPTP的适度调控,但临床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作者梳理了缺血预调理、调理中和后调理三种形式,以及局部和远程两种实施方式。其信号机制涉及三条主要通路:蛋白激酶C—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蛋白激酶G通路、再灌注损伤挽救激酶(RISK)通路、以及存活激活因子增强(SAFE)通路。这三条通路均与Akt发生交互,并最终作用于mPTP。短暂mPTP开放具有心脏保护作用,而持续开放则导致线粒体基质肿胀和细胞凋亡。小规模概念验证临床试验显示,缺血后处理可减少梗死面积、心肌水肿和微血管阻塞。但首个随机对照试验DANAMI-3-iPOST未显示全因死亡、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和心衰再住院的显著降低;CONDI-2/ERIC-PPCI试验纳入超过5000例患者,同样未能在12个月时改善临床结局。作者指出,糖尿病等合并症会削弱甚至取消缺血调理的保护效应,提示缺血调理本身也受到炎症背景的调节。

四、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一,系统整合了I/R损伤中炎症的最新机制进展,特别是将NLRP3炎症小体、白细胞表型转换和线粒体功能障碍联系起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病理网络;其二,明确指出了“metaflammation”和“inflammaging”作为临床转化失败的解释框架,强调了动物模型与临床患者在炎症背景上的根本差异;其三,提出了“免疫调节联合缺血调理”的双重治疗假设,并以Badalzadeh等人的研究为例——环孢素A与缺血后处理联合应用在糖尿病大鼠心脏中产生了单用无效时的保护效应——作为初步佐证。这一假设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明确方向:需要在标准化动物模型中加入合并症因素,选择适当的替代终点和硬终点,并利用PET/MRI等多模态影像手段纵向评估炎症变化。在应用价值方面,本文为心血管临床医生理解抗炎治疗和缺血调理的临床转化困境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未来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联合治疗临床试验奠定了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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