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aoyan Yang《从异位到本地：”援藏教育”政策的影响》一文的学术报告

本文作者Miaon Yang隶属于厦门大学，其研究论文《From dislocated to local: policy implications of “educational aid for Tibet”》（中文标题为《从异位到本地：”援藏教育”政策的影响》）发表于学术期刊 *Asian Studies Review*，在线发表日期为2018年12月13日，并获得了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是一篇聚焦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特别是针对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援藏”政策的实证研究论文。文章采用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两种主流的”异地办学”模式——内地西藏班（Interior Tibet Schools, 简称ITS）和本地化内地西藏班（Local Interior Tibet Schools, 简称LITS）——背后的”援助政治”、社会合法性及其对政策可持续性的影响。

论文核心论点与详细阐述

这篇论文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两种”教育援藏”模式的深入比较，揭示出国家政策目标与地方实践、政策设计逻辑与利益相关者感知之间存在的张力与悖论。作者认为，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其制度效率，更关键的是其能否在目标群体中获得”社会合法性”。研究基于详实的田野调查和访谈数据，批判性地分析了”援助”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假设及其对藏族师生产生的复杂影响。

第一个核心论点：内地西藏班（ITS）模式通过构建一种”民间成功理论”获得了社会合法性，但其代价是藏族学生的文化疏离和身份困惑。

ITS模式始于1985年，旨在将藏族学生送到内地发达城市接受初高中教育，培养为西藏发展服务的中级专业人才。该模式被官方定位为一种体现国家关怀、促进民族团结的”智力援藏”项目。其援助逻辑建立在一种家长式的道德模板上：先进的汉族作为”老大哥”，有责任帮助落后的藏族”小兄弟”实现发展。

• 论据与支持：作者通过大量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展示了这种”援助”实践的双重性。一方面，许多内地教师对藏族学生表现出”真诚的关怀”，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关怀也被藏族学生感知和感激，构成了政策积极情感基础的一部分。官方领导在重要节日的”送温暖”等”审美关怀”表演，也向藏族家长传递了国家重视的信号。
• 子观点与深层分析：然而，ITS模式的有效性并非仅源于国家意志或优质教育资源，更深层的原因是它在藏族社区内部催生了一种”民间成功理论”。作者借鉴奥格布的理论指出，尽管藏族在民族等级结构中处于类似美国非裔的从属地位，但他们普遍相信ITS教育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获得体面工作的可靠阶梯。因为ITS毕业生在考取重点大学、享受西藏”全就业政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种功利性的成功预期，使得藏族家庭和学生在明知可能面临文化疏离风险的情况下，依然积极选择甚至竞争ITS的名额。
• 政策悖论：ITS模式在取得”社会合法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后果。学生在脱离藏族语言文化环境长达七年的情况下，出现了母语能力退化、与家庭情感联结减弱、对自身文化历史知识匮乏等问题。更复杂的是，学校教育中灌输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叙事，与部分学生在大学或工作后接触到的更广泛信息（包括对资源开发、民族关系的不同看法）产生碰撞，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反思。论文指出，ITS系统通过”军事化管理”事实上隔离了藏族学生与当地社区，其强调的安全与政治教育，有时与”全方位教育”的目标相悖。尽管如此，只要这种”民间成功理论”持续有效，ITS模式就具备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根基。

第二个核心论点：本地化内地西藏班（LITS）模式旨在解决ITS的弊端，但其在实践中暴露了”援助”话语的虚伪性，并因未能满足当地教师的道德期待而面临社会合法性危机。

为了回应外界对ITS模式可能导致文化同化的批评，并降低异地办学成本，中国政府于2014年左右在拉萨等地试点LITS模式。其特点是学校设在西藏本地，但由对口支援省市投入巨资建设，并派遣大量汉族”援藏教师”（通常占教师总数20%以上）和管理人员轮岗执教（通常1-3年），以期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西藏。

• 论据与支持：作者通过对拉萨两所LITS学校（当齐中学和法达中学）的藏族教师进行深度访谈，揭示了该模式在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硬件上，LITS学校设施一流，但软件——即”援助”的核心——却备受质疑。研究发现，许多”援藏教师”被当地教师和民众称为”吃藏干部”或”候鸟”，意味着他们被视为利用援藏机会谋取个人利益（如职称晋升、子女高考享受低分录取政策等），而非真诚奉献。
• 子观点与对比分析：与ITS模式中师生间存在较多”真诚关怀”不同，LITS模式中的”援助”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和权力不对等。许多援藏教师表现出文化优越感，批评藏族学生基础差、藏族教师教学方法落后，却很少投入精力去了解当地教育的实际情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他们中不少人被安排行政职务而非教学一线，或因专业不对口而教学效果不佳。短期的轮岗制也阻碍了教育的连续性和深度改革。藏族教师虽然认可LITS政策的”良好初衷”，但对其执行过程深感失望，认为部分援藏教师”不是帮忙，是帮倒忙”。
• 社会合法性困境：LITS模式未能建立起如ITS那般被广泛接受的”民间成功理论”。相反，它暴露了”援助”话语的内在矛盾：表面上，它是先进的汉族对落后的藏族的无私帮助；实质上，部分援助者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甚至可能挤占了本地双语教师的就业机会。藏族教师所期待的，是继承早期”老西藏精神”（无私奉献、扎根边疆）的、真诚的教育援助，而现实中遭遇的却是追求个人利益、缺乏文化敏感性的行为。这种道德模板的错位，导致LITS模式在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本地藏族教师和学生——中难以获得真正的社会认同和合法性。

第三个核心论点：政策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社会合法性，而社会合法性的获得需要将本土声音真正纳入政策过程。

这是全文得出的核心结论。作者运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指出制度（政策）的变革并非单纯基于效率逻辑，而是基于”社会适当性逻辑”，即新实践被采纳是因为它能增强组织或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 论据与支持：通过对ITS和LITS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论文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ITS模式虽然存在同化风险和文化疏离问题，但它成功嵌入并塑造了藏族社区的”民间成功理论”，从而获得了持续运行的社会合法性。LITS模式虽然在设计上试图纠正ITS的缺陷，更”本地化”，但其执行过程中忽视了本地教师和学生的真实感受与道德期待，未能建立新的、被广泛认同的合法性基础。
•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文章将中国的”教育援藏”政策置于更广泛的国际发展援助理论中进行讨论，指出其与国际援助的相似之处：都可能成为促进国家权力延伸、实现领土化的”反政治机器”或工具。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民族援助政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研究强调，无论政策设计者的意图多么”良好”，如果忽视政策目标群体的感知、理解和本土诉求，任何旨在改变藏族教育生态的努力都可能陷入”好心办坏事”的悖论。因此，论文极具政策启示价值：在制定和实施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政策时，必须创造机制，真诚地倾听和整合本土的声音与智慧，这不仅是教育成功的需要，更是实现持久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关键。

论文的价值与意义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术上，它通过深入的质性研究，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教育政策分析和边疆研究领域的实证案例。运用社会学制度主义框架分析具体的教育政策变迁，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视角。将中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与国际上的发展援助、土著居民教育等问题进行关联思考，拓宽了研究的比较视野。在现实层面，该研究对当前中国的民族教育政策，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异地办学”和”教育对口支援”项目，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与反思。它提醒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超越单纯的技术和管理思维，关注政策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权力关系和情感维度，尊重受政策影响最深的群体的主体性，这是确保政策具有长期生命力和正面效果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