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探索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MC）的理论边界与学科定位

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文由Patric R. Spence（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Nicholson传播与媒体学院）撰写，发表于Elsevier旗下期刊《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9年第90卷，属于特刊的“编者按”（Editorial）。

主题与背景
本文围绕“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MC）这一新兴领域的学科定位、理论框架及核心问题展开讨论。随着机器人、虚拟助手等“数字对话者”（digital interlocutors）在社交、教育、医疗等场景中的普及，HMC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HMC是否构成独立学科、其核心理论为何、以及“人机交互是否需以人类沟通为黄金标准”等问题仍存争议。本文旨在梳理HMC的学术脉络，推动领域内关键问题的探讨。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HMC作为独立学科的依据

   • 学科定义：HMC研究人类与“被设计为交流主体”的技术（如算法、社交机器人）之间的意义建构过程，其核心是“传播关系”而非工具性能。Guzman（2018）提出，HMC并非与“人机交互”（HCI）或“人机机器人交互”（HRI）竞争，而是涵盖这些领域的“伞式学科”。
     
   • 学术共同体形成：尽管HMC学者分散于不同院系，但已出现专门实验室（如西密歇根大学的“社交机器人实验室”）和学术项目，且相关博士论文数量增长，表明领域内凝聚力增强。类比组织传播学（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的发展史，HMC正加速确立学科身份。
     
   • 期刊与平台需求：Mumby和Stohl（1996）指出，专属期刊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目前HMC研究分散于《Communication Studies》等刊物，但特刊（如本文所属）为学者提供了集中讨论的平台。
     

2. HMC的理论框架争议

   • 现有理论的适用性：HMC可借鉴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例如：
     
     • 社会在场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解释用户对机器“拟社会化”的感知（Short et al., 1976）。
       
     • 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分析机器行为偏离人类预期时的效果（Burgoon, 2015）。
       
   • 原创理论的必要性：部分学者（如Edwards等，2016）尝试构建HMC专属理论，例如通过实验验证人类对机器人的初始互动脚本是否沿用“人-人交互”模式。但理论整合仍需时间，需避免将HMC简化为“技术工具研究”，而应纳入哲学与社会学视角（如Gunkel, 2012）。
     

3. “人类沟通黄金标准”的反思

   • 争议焦点：若以“人-人沟通”为最优标准，HMC研究可能陷入“缺陷修正”范式，忽视机器沟通的独特性（如无情绪误差）。Hollan和Stornetta（1992）早前质疑“面对面沟通至上论”，认为技术可超越物理共在的限制。
     
   • 研究路径建议：通过经典实验的“机器替代人类”复现（如CASA范式），比较沟通效果差异。例如，Westerman等（2016）发现大学生仍偏好面对面交流，但此类结论需结合具体场景（如医疗机器人可能更高效）。
     

论文价值与意义
1. 学科建设：明确HMC的独立性与跨学科性，为后续研究划定边界。
2. 理论创新：呼吁在整合既有理论的同时，发展HMC本体论，例如探索“机器能否成为传播主体”等伦理问题（Spence et al., 2018）。
3. 方法论启示：提出“机器中心”研究视角，避免将人类标准强加于技术，转而关注人机协同的独有价值（如提升沟通效率或辅助特殊群体）。

亮点与前瞻
- 问题导向：编者以“HMC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开篇，引导读者思考领域本质，而非仅综述文献。
- 批判性立场：质疑“人类中心主义”预设，主张HMC应揭示“技术如何重构传播本身”。
- 实践关联：强调HMC在老龄化护理、教育等场景的应用潜力，呼应技术社会化趋势。

本文虽未给出“HMC终极问题”的答案，但通过厘清学科边界、理论工具及研究范式，为后续学者提供了清晰的讨论框架。未来需进一步通过实证比较人机/人际差异，并探索机器传播的伦理边界与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