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b：学术报告

作者及机构
本研究由董颖、刘泳志（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社会工作部）、罗飞宏、魏佳（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精神心理科）、师正楠（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孔祥宁、郝宇昕（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杨宁（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郑章乾、傅丽丽（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共同完成。论文发表于2024年7月的《中国医学伦理学》（Chinese Medical Ethics）第37卷第7期。

研究主题
本文聚焦跨性别儿童青少年（transgende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简称“跨儿”）在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与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困境，探讨医务社工（medical social workers）介入多学科联合诊疗（multidisciplinary joi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DT）的实践路径及干预效果。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跨儿群体面临的社会困境及其结构化因素
论文指出，在传统“二元性别”（binary gender）体制下，跨儿遭遇两类社会困境：
- 社会陷阱（social traps）：个体短期获益但长期损害集体利益。例如跨儿因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私自滥用激素药物，短期内缓解心理压力，但长期导致健康风险（如血栓）并助长非法药物市场。案例中14岁跨儿小C通过网络购买雌激素，虽暂时缓解“返雄”焦虑，但面临不可逆的生理变化（如乳房发育）及家庭冲突。
- 社会藩篱（social barriers）：个体短期受罚但长期有益集体。例如小C拒绝参加男女分组的体育课、厌恶校园称呼（如“帅哥”），导致拒学、社交退缩；其父亲坚持“扭转治疗”，加剧家庭矛盾。但若社会接纳多元性别表达，长期可提升跨儿社会适应能力。

支持证据：
- 文献数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统计显示，跨儿占比1.2%~2.7%，且男转女（MTF）与女转男（FTM）比例在儿童中为2∶1至4.5∶1。
- 案例访谈：小C因容貌焦虑（自评8分以上）出现极端行为（如吞咽体毛），反映二元性别规范下的心理压迫。

2. 医务社工介入MDT的实践路径与干预效果
研究团队基于平权理论（equal rights theory）和社会困境理论，构建了为期2个月的干预方案，分三阶段实施：
- 个体层面：通过艺术疗愈（如绘画、音乐）和“奇迹问题”（miracle questions）技术，帮助小C探索性别认同。例如医务社工引导其设想“理想性别状态”，发现其对校园环境的矛盾心理（既渴望社交又恐惧分组活动）。
- 家庭层面：建立多元对话环境。小C母亲从“隐瞒用药”到主动参与家长群聊，父亲最终表态“接纳二字不易，但会努力”。
- 社会层面：链接志愿服务资源（如“梦想医学院”平台），提升小C社会参与度。干预后，其社交融入量表得分显著提高，并捐赠教学用具支持其他儿童。

支持数据：
- 量表结果：干预2个月后，小C的自我效能感（GIS量表）和社交决策能力（SSE量表）提升，但抑郁评分未明显改善，反映心理干预的长期性。
- 家庭反馈：父亲称“是否做女孩不重要，能正常交往就行”，显示家庭认知转变。

3. 跨儿权益纳入儿童友好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论文指出，当前社会基础设施（如无性别厕所）和政策（如校园发型规定）缺乏对跨儿的包容性。例如小C因被迫剪短发而拒学，凸显二元性别规则的压迫性。

政策建议：
- 参考《上海市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引（试行）》，将跨儿医疗需求（如合法激素治疗）纳入儿童友好指标。
- 倡导多元性别教育，减少“集体非理性”反应（如公众对跨儿倡导的质疑声）。

论文价值与意义
1. 理论贡献：首次将社会困境理论应用于跨儿研究，揭示“陷阱”与“藩篱”的交互作用，为性伦理（sexual ethics）研究提供新视角。
2. 实践创新：构建医务社工参与的MDT路径，填补了《中国易性症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中“社会支持评估”的实操空白。
3. 社会倡导：呼吁通过政策调整（如性别友好校园）和公众教育，提升跨儿群体的社会能见度与权益保障。

亮点
- 方法创新：结合批判性方法论（critical social work methodology）与实践导向路径（practice-based approach），实现“个体-家庭-社会”三级干预。
- 案例深度：通过小C的叙事，呈现跨儿在医疗、家庭、校园中的真实困境，数据与质性分析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