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献选自 Yen Le Espiritu 的专著《Body Counts: The Vietnam War and Militarized Refugees》，该书于2014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 Yen Le Espiritu 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杰出教授，其研究领域涵盖亚裔美国人研究、社会学和批判性种族研究。本文是书中的一个章节（推测为导论或核心章节），并非一份独立的原创性研究报告，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期刊论文。它是一篇学术专著中的章节，属于历史学、批判性美国研究与后殖民研究交叉领域的理论分析性文本，旨在提出并论证一个核心的分析框架。因此，将其归类为类型 b。

本篇报告将以此为依据，对该文本进行学术性解读与介绍。

《“军事化庇护所”：美国越战难民撤离中的殖民、暴力与叙事重构》

本文的核心议题是解构1975年南越西贡陷落前后，美国大规模撤离越南难民的行动。作者 Yen Le Espiritu 旨在超越传统史学中常见的“美国救援与解放”的叙事，通过引入“军事化庇护所”这一核心概念，揭示这一人道主义行动背后深刻的军事殖民主义逻辑。Espiritu 认为，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空运”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的殖民扩张与军事化历史的直接产物和延续。她试图阐明，难民与庇护所是在美国军事主义的土壤中相互构成的，所谓的“善意的庇护”实际上掩盖了美国作为战争发动者和难民制造者的责任，并服务于战后美国国家形象修复与“好战争”神话建构的政治目的。

文章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难民撤离路线深刻地镶嵌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基地网络之中，这一网络的形成源于美国自1898年以来的殖民与军事扩张史。Espiritu 以亲历者的身份开篇，描述了自己与母亲在1975年4月通过新山一机场，经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最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营的逃亡路线。随后，她通过研究数据揭示，这条路线是当时最主要的难民通道，超过41%的难民都经历了同样的旅程。关键在于，这些中转站——菲律宾、关岛、威克岛——无一不是美国拥有重要军事基地的岛屿领土。Espiritu 追溯了这些岛屿成为美国战略据点的历史：菲律宾通过1898年美西战争成为美国殖民地，并在此后近一个世纪里作为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空军和海军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关岛自美西战争后成为美国“未合并的领土”，二战后被迅速军事化，其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军方控制，安德森空军基地成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太平洋的关键枢纽。因此，1975年的难民撤离并非仓促之举，而是遵循了既有的“军事化组织逻辑”，利用了美国在该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基础设施。菲律宾和关岛之所以成为“理想”的接收中心，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与美国之间不平等的殖民与半殖民关系，使得美国可以相对不受阻碍地使用这些军事基地来执行撤离任务。当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出于主权考虑拒绝接收更多难民时，美国立即将主要中转站转移至其拥有完全控制权的关岛，这进一步证明了权力关系在此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文章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是这些作为“庇护所”的军事基地，本身就是制造越南难民危机的直接暴力机器。Espiritu 有力地论证了“军事化庇护所”这一概念的矛盾性：那些在1975年被临时改造成难民收容所的基地，正是此前多年间对越南进行毁灭性战争的前沿阵地。她详细列举了证据：克拉克空军基地在越战期间是美军介入东南亚的主要后勤支援基地，每天有多达40架运输机飞往越南，并为B-52轰炸机提供中转支援。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则在战争中扮演了更具破坏性的角色，它是B-52战略轰炸机群对北越和南越进行“滚雷行动”和“后卫行动II”（即“圣诞轰炸”）的主要起飞基地。文章引述数据指出，从关岛起飞的B-52在战争期间投下了数百万吨炸弹，特别是在1972年，安德森基地集结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力量。加利福尼亚的彭德尔顿营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要训练基地，其著名的第1海军陆战团在越战中参与了多场最残酷的战役，包括顺化战役。Espiritu 尖锐地指出，正是这些基地所支持的地面作战和空袭，导致了南越近一半人口（约120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这些基地在1975年所扮演的“拯救者”角色，与其在之前十年中作为“毁灭者”的角色形成了讽刺性的对比。救援与暴力由同一军事机构（例如彭德尔顿营的第1海军陆战队）甚至同一指挥官（如保罗·格雷厄姆将军）执行，这种无缝衔接模糊了暴力与恢复之间的界限，使得前者容易被后者遮盖。

文章的第三个主要观点是美国通过将“军事化庇护所”转化为“善意庇护”的叙事，成功重构了越战记忆，将一场失败的、不道德的战争重塑为一场“好的战争”，并将自己从侵略者转变为慷慨的救世主。Espiritu 认为，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媒体和政府官员大力宣扬难民救援行动，将东南亚难民描绘成“白人的负担”，而美国则是“仁慈的拯救者”。这种“好战争”的叙事需要两个相辅相成的产物：“好的难民”和“好的庇护所”。“好的难民”指的是那些感恩戴德、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越南人形象；而“好的庇护所”则是指美国及其军事基地为流离失所者提供的安全港湾。媒体广泛传播的温暖画面——美国士兵照顾越南难民、越南难民表达感激——有效地帮助美国社会从战败的创伤和分裂中恢复，重拾对国家道德优越感的信心。Espiritu 以“婴儿空运行动”和“常风行动”的纪念活动为例，说明了这种叙事如何被具体化和仪式化。例如，福特总统在旧金山机场怀抱越南婴儿的照片，象征着美国从“战争国度”向“人道主义国度”的转变。然而，作者同时揭露了这种叙事背后的选择性遗忘：它忽视了大多数美国民众最初对接收难民的抵触（盖洛普民调显示54%的人反对），以及其中明显的种族主义言论（如加州政客称“我们东方人已经太多了”）；它也掩盖了战争期间数百万在越南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存在，从而将美国塑造成一个“提供庇护”而非“制造难民”的国家。

文章的第四个重要观点是“军事化庇护所”的实践对当地原著民社区造成了二次剥夺与忽视。Espiritu 在分析关岛和彭德尔顿营时，特别指出了其中蕴含的殖民主义“空地”逻辑。关岛在接收超过11.5万难民时（这超过了其当时的总人口），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水资源配给、海滩通道受限、交通堵塞、卫生条件恶化，且华盛顿迟迟未补偿相关费用。然而，作为一个“未合并领土”，关岛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容纳难民，直到美国各州同意接收。这重复了历史上殖民者将土著土地视为“空地”或“无主之地”的思维模式，认为可以随意用来安置帝国事务产生的“废弃物”。同样，彭德尔顿营所在的土地是胡安尼奥、卢伊塞诺和库梅亚等印第安部落的传统领地，是被“窃取的土地”。官方的历史叙述刻意抹去了这段被侵占的历史，而只强调西班牙探险家、牧场主和海军陆战队的贡献。难民被安置在这片“被占领土”上，进一步复杂化了土地、主权与 displacement（流离失所）的层层关系。

本文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其提供了批判性分析美国战争史、移民史和帝国史的重要理论视角。通过创造并深入阐释“军事化庇护所”这一概念，Espiritu 成功地将难民研究、军事研究、殖民研究与批判性种族研究连接起来。她揭示了人道主义行动与军事暴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挑战了将两者截然二分的传统认知。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史学上，它弥补了传统越战研究和越南难民研究中对军事基础设施和殖民脉络关注的不足；在理论上，它贡献了关于国家暴力、记忆政治与叙事建构的深刻见解。其实践意义在于，它促使读者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当代的战争、难民危机以及与之相伴的“拯救”叙事，理解其中可能隐藏的权力不平等和历史延续性。这篇文章不仅是对一段特定历史的重新解读，更是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用于解构其他类似情境下军事主义、殖民遗产与人道主义话语之间的复杂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