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生儿遗传学筛查携带者报告对家庭的效用、益处与风险的调查研究学术报告
本文旨在向国内学界同仁介绍一项针对新生儿遗传学筛查（Newborn Genetic Screening， NBGS）项目中，携带者结果告知这一关键环节的家庭认知与态度研究。该研究由来自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医院（南京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医院）遗传医学中心的徐正丰（Zhengfeng Xu）和蒋涛（Tao Jiang）作为共同资深作者领导，王欣（Xin Wang）、孙云（Yun Sun）和赵靖宇（Jingyu Zhao，来自BGI Genomics）作为共同第一作者，联合其他多位学者共同完成。研究成果以题为《Utility, benefits, and risks of newborn genetic screening carrier reports for families》的论文形式，于2024年发表在《Journal of Global Health》（J Glob Health）杂志第14卷，文章编号04044。
一、 研究的学术背景与目标
研究领域属于公共卫生、临床遗传学与医学伦理学的交叉范畴。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基于下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新生儿遗传学筛查（NBGS）相较于传统新生儿筛查，在疾病检测范围和检出率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然而，该技术的临床转化应用也带来了新的伦理与实践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处理和报告在筛查中发现的、与新生儿当前健康状况无关的“携带者”状态信息。携带者通常指携带一个致病基因突变副本但自身不发病的个体，但其状态对未来家庭生育计划有重要影响。
目前，关于是否应向家庭披露NBGS携带者结果，国际上存在持续的伦理争论。一方面，临床遗传咨询师倾向于告知，因其关乎家庭未来的生殖选择与规划；另一方面，也有观点建议对此类非紧迫性信息予以保密或延后至子女成年后再告知，以避免不必要的家庭焦虑、隐私泄露或歧视风险。既往研究多集中于西方人群，且主要反映临床专家与专业人士的观点，而作为筛查项目直接参与者和结果接受者的家长，其看法和感受却缺乏系统性调查。特别是中国家庭在这一新兴技术背景下的态度，尚属研究空白。
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知识缺口，其核心目标是：通过问卷调查，深入了解中国（具体为南京地区）在NBGS中被报告为携带者的新生儿父母，对于NBGS项目本身以及携带者结果报告的认知、态度、选择及其影响。具体研究目的包括：1）评估父母对NBGS的认知水平；2）探究他们在不同情境下（如结果与表型无关、可能导致家庭焦虑）对获悉携带者结果的意愿；3）分析获知结果后对家庭情绪、生活规划及社会关系产生的实际与潜在影响；4）识别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地域、孕前检查史）群体间的态度差异。研究成果旨在为优化NBGS项目的临床实施、完善报告策略以及开展有效的遗传咨询提供直接依据。
二、 详细的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具体流程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样本量确定： 研究的目标人群为2022年在南京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医院分娩，且其新生儿在参与NBGS项目后被判定为携带者状态的夫妇。研究团队基于该院NBGS项目启动后最初两个月的数据，估算年度可能产生携带者报告的家庭数量约为8000户。利用Raosoft样本量计算器，设定误差边际为3%、置信水平为99%、预期回答分布为50%，计算出所需的最小样本量为1499份。实际调查周期为2022年6月18日至12月18日。在此期间，共有3981份新生儿携带者报告通过医院应用程序的报告查询系统向家长开放。最终，研究共回收并纳入了239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远超最低样本量要求，保证了研究的统计效力。
2. 问卷设计与验证：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份包含26个具体项目的核心问卷。问卷设计基于对既往国际新生儿遗传筛查项目研究的深入理解，并得到了临床遗传咨询师的专业指导。问卷内容涵盖四个主要部分： * 第一部分：参与者基本信息，包括户籍、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 * 第二部分：孕前及孕期检查与生育史，涵盖孕前携带者筛查、唐氏综合征筛查或非侵入性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的接受情况，以及家庭子女数量和未来生育计划。 * 第三部分：对遗传病及NBGS的理解，设置了多个问题以评估参与者对遗传病基础概念和NBGS具体内容的实际认知水平。 * 第四部分：对NBGS结果的看法与反应，重点调查了在不同假设情境下（如结果可能与表型无关、或可能引发家庭焦虑）父母是否希望被告知携带者结果，以及获知结果后他们计划采取的行动（如再次生育前寻求产前咨询、在孩子成年后告知其携带状态等），并评估了NBGS结果对家庭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研究团队将问卷链接整合到医院应用程序的报告查询系统中。家长需输入采血时提供的条形码编号和新生儿母亲姓名才能查看NBGS报告。阅读报告后，参与者需点击“下一步”自动跳转至问卷介绍页，回答三个甄别问题（确认是否为婴儿父母、是否定居南京、是否愿意参与调查）后方可进入正式问卷填写。此外，研究对前100份回复进行了预分析，计算了问卷核心部分（Q12-23）的Cronbach‘s α系数，结果显示原始α系数为0.62，标准化α系数为0.73，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可接受。本研究获得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医院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号：2021ky-071）。
3. 数据分析方法： 所有统计分析在R软件（版本4.1.3）中完成。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0.05。分类变量（如Q1-12， Q17-23）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如Q13-16的总分）以均值和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分类变量）。由于Shapiro-Wilk检验显示连续数据（Q13-16总分）呈非正态分布，因此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后者辅以Dunn事后检验）分别进行两组及多组间的比较。
三、 主要研究结果详述
1. 受访者人口学特征： 在2390名受访者中，84.64%为男性，平均年龄30.7岁（标准差3.6岁）。71.92%的受访者来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70.33%拥有大学学历，47.70%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万元人民币。在孕前检查方面，仅20.17%的受访者做过孕前携带者筛查。大多数新生儿为第一胎（82.64%），且大部分家庭（77.36%）没有生育更多孩子的计划。分析发现，年龄较大（≥35岁）或收入较高（≥31万元）的夫妇更有可能接受孕前携带者筛查，且女性接受筛查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在地域和检查选择上，省会城市人群更倾向于选择NIPT，而非省会城市人群更倾向于唐氏筛查。年龄小于35岁的女性更可能选择唐氏筛查，而年龄≥35岁的女性则更倾向于NIPT。
2. 对NBGS的认知水平： 大多数受访者（68.38%）认为自己“多少了解”或“非常了解”NBGS。自我认知的熟悉度在女性、高学历、高收入、接受过孕前携带者筛查以及未进行唐氏/NIPT筛查的人群中更为突出。然而，通过回答具体的NBGS知识问题（Q13-16）进行客观测试发现，只有高学历（硕士及以上）和高收入（≥21万元）人群的客观知识得分与其自我认知基本一致。一个有趣且重要的发现是：那些未进行唐氏/NIPT筛查的群体，尽管主观上认为自己更了解NBGS，但其客观知识得分却是最低的。此外，虽然不同地域人群的自我认知无差异，但省会城市居民对NBGS的客观理解准确度显著高于非省会城市居民。
3. 基于NBGS结果的选择意愿： 绝大多数父母（98.95%）希望获知其新生儿的携带者结果，即使该结果与表型无关或可能导致家庭焦虑。具体来看，当被问及“如果知道孩子的NBGS结果可能导致家庭未来生活焦虑，您是否仍想知道‘携带者’结果？”时，96.65%的受访者选择“是”。女性选择“不希望知道”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当结果与表型无关时，高学历人群选择“不希望被告知”的比例高于低学历人群。值得注意的是，未进行过唐氏筛查或NIPT的夫妇，以及计划生育更多孩子的夫妇，在“可能导致焦虑”情境下选择“不希望知道”的比例相对更高。在获知孩子为携带者后，98.83%的夫妇表示愿意在再次生育前进行产前咨询，91.63%的夫妇表示会在孩子成年后告知其携带状态，这一意愿在高收入人群和接受过产前携带者筛查的人群中更为强烈。
4. 携带者状态对家庭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98.74%）都认为NBGS对于早期发现和治疗潜在疾病是必要的。高达73.18%的家庭认为NBGS结果对他们的未来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原因是使他们更清晰地了解孩子的健康状况，从而让家庭生活更稳定、安心。然而，也有19.16%的家庭认为NBGS可能带来压力和焦虑，这一比例在教育水平较低（高中及以下）的人群中尤为突出（23.02%）。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认为NBGS“不太必要”的比例相对更高。通过开放式问题的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归纳出家庭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遗传信息暴露可能导致的社会歧视等隐私问题；二是筛查结果可能影响家庭关系，造成困扰。受访者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例如建议将NBGS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以减轻经济负担。
四、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新生儿遗传学筛查项目中，携带者家庭对于结果报告的看法和关切。主要结论如下：在NBGS实践中，绝大多数父母希望获知新生儿的携带者结果，即便该结果与临床症状无关或可能引起家庭焦虑。对NBGS有较好理解的群体（如高学历、高收入者，省会城市居民，以及接受过孕前携带者筛查者）对NBGS结果普遍持更积极的态度，他们更倾向于在再次怀孕前寻求遗传咨询，并计划在孩子成年后告知其携带状态。相反，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是表现出更多负面态度（如担忧焦虑）的主要人群。研究还发现，孕前携带者筛查的经历有助于提高父母对NBGS的理解和接受度，而NBGS的结果反过来也可能促进孕前携带者筛查的推广，两者相辅相成。此外，男性和女性对NBGS结果的情绪反应存在差异，女性更易产生情绪波动和焦虑，这提示在临床沟通中可能需要考虑性别差异，或优先告知父亲以进行更理性的决策。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首次从中国家庭的视角，为NBGS携带者结果告知这一全球性伦理与实践难题提供了基于实证数据的中国经验。其应用价值体现在为政策制定者和临床工作者提供了明确指引：在推动NBGS项目时，需要针对不同人群（如不同教育背景、地域、性别）开展差异化的遗传咨询与公众教育；应充分尊重家庭自主权，为不希望获知携带者信息的家庭提供“选择不被告知”的选项；同时，加强临床遗传咨询师的沟通技巧培训至关重要，以清晰、有效地传递信息，最大限度减少因误解结果而引发的焦虑和家庭问题。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在中国优化NBGS的实施策略，也为全球范围内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城市推广NBGS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例如在发达或较发达地区优先推行，而在欠发达地区则需先加强公众教育，逐步引入。
五、 研究亮点与特色
六、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团队在讨论部分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例如，不同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可能显著影响人们对NBGS的认知和选择，这提示NBGS的推广策略需因地制宜。研究也呼应了国际上的讨论，强调了在尊重家长自主权（可选择不被告知）和履行医疗告知义务（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信息以利其生殖规划）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性。最后，研究者坦承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如样本仅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未来需要在更多地区实施NBGS后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调查以验证和拓展本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