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气候变化归因信念如何影响情感、感知与集体行动意愿的研究报告
一、 研究团队、发表信息与学术背景
本研究由来自智利多所大学的学者合作完成。主要作者包括：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Fuad Hatibovic（瓦尔帕莱索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以及José Manuel Gaete（瓦尔帕莱索大学社会学系）、Juan Sandoval、Ximena Faúndez、María Paz Godoy和Paola Ilabaca。该研究于2025年7月23日发表在学术期刊 Sustainability （2025年第17卷，文章编号6694）上。文章标题为《“信徒”相信什么？智利受影响地区居民对气候变化的信念、情感及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该研究属于环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气候变化跨学科研究领域。尽管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现实与人为成因已有广泛共识，但公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反应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应对气候危机的社会动员与政策支持。先前研究多集中在北美、欧洲等地区，而对拉丁美洲，特别是高度脆弱地区公众心理机制的了解相对不足。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地区正面临海平面上升、长期干旱、野火风险增加等严峻的气候变化影响，使其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究在高度脆弱的社会生态背景下，个体对气候变化成因的信念（归因于人类活动、自然原因或两者混合）如何系统地影响其情感反应（如负面情绪、焦虑）、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感知，以及参与各类集体行动的意愿。其核心目标是整合认知、情感和行为维度，从心理社会视角揭示促进或阻碍公民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内在因素，从而为基于证据的气候传播、教育和公共政策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二、 研究设计与详细工作流程
本研究采用非实验性、横断面相关的问卷调查设计。数据收集工作由专业咨询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至9月21日期间在智利瓦尔帕莱索大陆地区进行。
1. 抽样与参与者： 研究采用分层概率抽样方法，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抽样框架基于人口规模，覆盖了该地区的所有省会城市（如瓦尔帕莱索、比尼亚德尔马等）以及人口超过10万的市镇。最终有效样本量为809名18岁及以上的当地居民。样本平均年龄为47岁，性别分布均衡（52.7%为女性，46.7%为男性），教育水平以中等和高等教育为主，大多数参与者处于就业或退休状态。所有参与者在知情同意下自愿参与，数据收集采用面对面纸质问卷形式，并进行地理参照记录。
2. 测量工具与变量操作化： 研究使用了一系列经过验证或专门设计的量表来测量核心变量。关键的自变量是对气候变化成因的信念，通过一个问题测量：“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气候变化？”选项为三项单选：A. 主要是自然现象；B. 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共同导致；C. 主要是人类活动。根据回答，参与者被分为“自然归因”、“混合归因”和“人为归因”三组。
主要的因变量包括： * 气候变化情感：采用为本研究设计的量表（灵感来源于Izard的差异情绪量表），测量三类情绪：负面情绪（愤怒、恼怒、暴怒）、焦虑与恐惧（恐惧、惊吓、担忧）和积极情绪（乐观、希望、信心）。采用1（完全没有）到7（非常强烈）的7点李克特量表评分。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了三因子结构模型，各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3到0.89之间，信度良好。 * 气候变化感知影响：采用自编量表，评估参与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其健康、就业、生活质量、周边环境和社区的负面影响程度。同样采用1（非常小）到7（非常大）的7点量表，Cronbach’s α为0.86。 * 参与集体环境行动的意愿：改编自Sandoval等人（2018）的量表，测量对三类行动的参与意愿：直接集体行动（如参与游行、抵制、环保罢工）、破坏性集体行动（如占领空间或为环保造成破坏）、制度性与媒介化集体行动（如投票给环保候选人、签署请愿书、利用社交媒体发声）。采用1（完全不愿意）到7（极其愿意）的7点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了三因子结构，直接行动子量表信度较高（α=0.86），破坏性行动和制度性行动子量表信度尚可接受（α分别为0.70和0.64）。
此外，研究还收集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3. 数据分析流程： 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呈现样本对气候变化存在性及其成因的信念分布。随后，研究的核心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三组归因信念（自然、混合、人为）在所有因变量（情感、感知影响、行动意愿）上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进行ANOVA之前，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Levene检验）。对于方差不齐的数据，采用Welch校正的ANOVA，事后比较使用Games-Howell检验；对于方差齐性的数据，使用经典的Fisher ANOVA，事后比较使用Tukey HSD检验。此外，还计算了效应量（ω²）以评估差异的实质重要性。最后，使用卡方检验探索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气候变化归因信念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所有分析均使用Jamovi软件（版本2.3.21.0）完成。
三、 主要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结果： 绝大多数参与者（82.3%）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表明该地区公众对气候变化有高度认知。关于成因，近半数（46.7%）持“混合归因”观点，认为自然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39.0%持“人为归因”观点；仅有14.3%认为主要是自然现象导致。这为后续的组间比较奠定了基础。卡方检验显示，性别、教育水平或年龄与归因信念类型无显著关联，表明这些信念可能更多地受到信息源、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2. 方差分析结果： ANOVA结果显示，三组归因信念在所有测量的心理社会变量上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具体而言：
情感反应：人为归因组报告的负面情绪和焦虑与恐惧水平显著高于自然归因组和混合归因组。例如，负面情绪得分，人为组（M=3.80）显著高于自然组（M=2.57）和混合组（M=2.95）。焦虑得分也呈现相同模式。在积极情绪上，虽然三组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效应量较小，主要是混合组与人为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混合组M=3.61，人为组M=4.19），自然组与人为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这支持了假设H1，即认为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会引发更强烈的负面情感和焦虑。
集体行动意愿：在直接集体行动意愿上，人为归因组的意愿（M=3.98）显著高于自然归因组（M=2.64）和混合归因组（M=2.95）。对于制度性与媒介化集体行动，自然归因组的意愿（M=4.58）显著低于混合归因组（M=5.08）和人为归因组（M=5.28）。在破坏性集体行动意愿上，尽管整体差异显著，但效应量很小，仅自然组与人为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自然组M=1.69，人为组M=2.13），且所有组的绝对得分都较低，表明公众对破坏性行动的接受度普遍不高。这些结果总体上支持了假设H2，即人为归因信念与更高的集体行动意愿相关，尤其是在直接和制度性行动方面。
气候变化感知影响：人为归因组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感知（M=3.66）显著高于自然归因组（M=2.69）和混合归因组（M=2.86）。自然组与混合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这完全支持了假设H3，即将气候变化归因于人类活动会强化对其负面影响的感知。
效应量分析：效应量（ω²）进一步揭示了差异的实质重要性。影响最大的变量是直接集体行动意愿（ω²=0.152）和负面情绪（ω²=0.150），属于中等偏大的效应量。其次是焦虑与恐惧（ω²=0.106）。这表明，归因信念的不同最能解释人们在直接行动意愿和负面情感反应上的差异。而积极情绪、感知影响的效应量较小但仍有意义，破坏性行动和制度性行动的效应量最小，说明归因信念对这些变量的解释力相对有限。
四、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结论：在智利瓦尔帕莱索这一气候脆弱地区，个体对气候变化成因的信念是其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的关键预测因子。具体而言，相信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个体，会体验到更高水平的负面情绪和焦虑，更强烈地感知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且更愿意参与直接的和制度性的集体行动来应对危机。 相反，将气候变化主要归因于自然现象的个体，其风险感知、情感唤起和行动意愿均显著较低。混合归因者的反应通常介于两者之间。
这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它在一个拉丁美洲的气候脆弱地区，实证性地整合并验证了环境心理学、集体行动理论和风险感知理论中的关键命题，清晰地勾勒出“信念（归因）→情感/感知→行为意愿”这一心理社会路径。它证实了因果归因的核心节点作用，特别是人为归因在激发负面情感（如道德义愤、关切）和提升风险感知方面的功能，这些情感和认知进而转化为行动意愿。
其应用价值十分突出： 1. 为气候传播与教育提供精准策略：研究指出，单纯提供科学信息可能不足，需针对不同信念群体设计差异化沟通方案。对于“自然归因”或“混合归因”群体，传播重点应放在阐明人类活动的核心作用及其与本地可见影响（如干旱、火灾）的联系，以提升其风险感知和责任感。 2. 强调情感动员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负面情绪和焦虑并非总是阻碍行动，在人为归因的框架下，它们可以成为促进集体行动的催化剂。气候传播可以合法地、策略性地运用情感叙事，激发公众的关切和行动紧迫感，同时避免导致无力感或宿命论。 3. 支持参与式治理与政策制定：研究揭示了公众（特别是人为归因者）对制度性行动（如投票、请愿）的高支持度，这为政府通过民主渠道推动气候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政策制定应注重提升公众效能感，即让人们相信个人和集体的行动能够产生实际影响。 4. 推动地方化与情境化的干预：研究聚焦于具体的高脆弱性区域，其发现强调气候教育和行动倡议必须结合当地的文化背景、亲身经历的环境影响和社区结构，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公民参与和韧性建设。
五、 研究亮点与创新之处
六、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主要为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虽然发现了信念、情感与行动意愿之间的强相关，但不能确定是信念导致了情感和行动意愿，还是反之，或者存在其他未测量的变量在起作用。作者建议未来研究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设计来厘清因果方向。
此外，研究虽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归因信念无显著关联，但这可能意味着在瓦尔帕莱索地区，政治意识形态、媒体消费习惯、价值观体系或个人经历等更深层的因素在塑造气候变化归因信念中扮演着更关键的角色，这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最后，研究呼应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理解并动员公众心理社会过程对于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转型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