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 Sara Dewachter 和 Nathalie Holvoet 完成,发表于 *Evalu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2017 年第 23 卷第 3 期,页码为 339–357。研究基于乌干达西部一个农村村庄的网络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感知效能(perceived efficacy)两个理论视角出发,解释社区监测(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CBM)在该村表现不佳的原因。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尽管村庄具备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为密集的信息分享网络以及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感知效能结构,实际的社区监测活动却非常有限。作者提出,只有将两种理论视角交叉分析,才能解释这一“低绩效”现象。
从学术背景来看,社区监测自 21 世纪初以来在发展中国家日益流行,尤其在政府自上而下的监测与评估机制缺失或运转不良的环境中,社区监测被视为提高地方公共服务问责性和透明性的重要工具。然而,已有研究关于社区监测效果的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如 Björkman 和 Svensson(2009)在乌干达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社区监测能够改善健康服务质量;而另一些研究则对其可执行性和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作者指出,现有影响评估大多缺乏对参与过程的详细考察,因而难以解释公民为何参与或为何不参与社区监测。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将社区监测概念化为一种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并借助集体行动研究中两个重要理论分支——社会资本理论与感知效能理论——来分析公民参与不足的原因。研究地点选择在乌干达西部一个以巴尼扬科莱人为主、语言为 Runyankole 的农村村庄,该村面临严重的清洁水获取困难,调查覆盖 126 名村民(原计划 131 人,最终有效样本 126 人),并收集了社会支持网络和水信息分享网络数据。
在具体研究流程上,作者首先对感知效能进行操作化,将其分为外部效能(external efficacy)与内部效能(internal efficacy),并进一步区分个体维度与集体维度。外部个体效能指公民认为官员会回应“像我这样的人”的意见;外部集体效能指公民认为如果所有社区成员共同行动,就能影响政策。内部个体效能指个人对自己理解并参与政治事务能力的信念;内部集体效能指公民对社区作为一个集体能够实现积极变化的信念。调查中采用了四条 Likert 量表语句,并根据回答将村民划分为四类效能组合:无行动者(低个体低集体)、单独行动者(高个体低集体)、集体行动追随者(低个体高集体)和集体行动领导者(高个体高集体)。结果显示,84% 的村民处于“集体行动”象限,即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只对集体表达的意见作出回应;96% 的村民处于与集体行动相关的象限。就内部效能而言,62% 的村民属于“追随者”,而仅 13% 的村民属于“领导者”。这意味着从效能理论出发,该村具有明显的集体行动潜力。
在社会资本方面,作者使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方法,计算了社会支持网络与信息分享网络的密度、中心性和中心化指数。数据表明,该村社会支持网络密度为 0.014,信息分享网络密度为 0.013,两者高度相关。平均每位村民与 2 人讨论重要事务,并与约 1.64 人分享水信息。信息分享网络在“接收信息”方面高度中心化:LC1(村一级地方委员会)主席 S1101 接收来自 41 位村民的水信息,而平均每位村民仅从 1–2 人处接收信息。另外两位相对重要的信息接收者为副村长 C1301 和教区内部安全官 C1221。在信息发送方面,最高出度仅为 5,说明信息发送较为分散,而信息接收则高度集中。作者认为,这种网络结构在理论上有利于高效的信息汇总与协调,即信息从全村汇集到少数核心人物,由他们代表民意向更高层级表达诉求。
然而,实际社区监测活动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失望。虽然约 70% 的村民至少参与过某种形式的信息接收活动(如阅读公告栏信息或收听广播节目),但一旦涉及需要更多主动性和努力的监测行为,参与率急剧下降。约 30% 的村民曾参加讨论水问题的社区会议,约 30% 曾主动尝试获取与监测相关的信息,约 15% 曾参与公民报告卡等评估活动。几乎没有村民联系过公务员、媒体或非政府组织报告水问题,仅 1% 的村民曾在广播节目中表达意见。约 24% 的村民曾非正式联系过更高层级的政治人物,而正式联系的比例仅约 10%。进一步聚焦于三位核心网络人物发现,他们在信息接收和参加会议方面略优于普通村民,但在联系公务员、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在广播中发声等高层次监测活动上同样几乎无所作为。
为了解释这一矛盾,作者将内部效能类型与信息网络中心性交叉分析,发现三位核心信息节点均为“无行动者”或“追随者”,即他们的个体内部效能均较低。尤其是最核心的 LC1 主席甚至同时具有较低的集体内部效能,这与全村普遍较高的集体效能信念形成鲜明对比。换言之,网络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人并不具备“领导者”效能特征,而少数具有“领导者”效能特征的村民又不在信息网络的核心位置。作者指出,正是这种“领导者不处于中心、中心者缺乏领导效能”的结构性错位,导致该村虽然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有利的集体效能信念,却难以发起和维持实际的社区监测活动。与 Bodin 和 Crona(2008)在肯尼亚渔业社区发现的“精英俘获”解释不同,本研究并未发现核心人物有意阻碍集体行动的证据;相反,低个体内部效能似乎是核心人物未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原因。
本研究的结论是,社区监测的启动不仅需要社会资本存量和集体效能信念,还需要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行动者具备较高的个体内部效能,才能成为真正的集体行动领导者。该研究表明,在推进社区监测或类似参与式治理项目时,仅提升公民对集体能力的信心是不够的,还需要针对关键节点人物进行个体层面的能力建设与心理赋能,使其相信自己能够发起并推动变革。从方法上看,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社会网络分析与感知效能理论进行交叉,揭示出两种理论单独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并为解释社区集体行动失败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这一发现对发展评估、参与式治理和公共服务问责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混合方法框架。
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它没有停留在“社会资本是否充足”或“效能信念是否有利”的单一维度解释,而是通过将社会网络位置与个体效能类型相结合,揭示了结构性错位这一关键机制;第二,研究使用了完整村域网络数据,避免了抽样网络分析中常见的边界问题,提高了社会网络指标的可靠性;第三,作者对“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区分并非基于实际行为,而是基于感知效能类型,从而为分析“有潜力却未行动”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研究的局限在于样本仅为一个村庄,外部效度有限;此外,感知效能的测量基于自我报告,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差影响。尽管如此,该研究为理解社区监测失败原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证据,对于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参与式治理和基层问责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