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发表于 Current Pediatrics Reports(2025年13卷,文章编号22)的综述(review),题为《Health benefits of social media us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该综述由 Jason M. Nagata、Oliver Huang、Jacqueline O. Hur、Elizabeth J. Li、Christiane K. Helmer(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学系)、Emily Weinstein(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数字繁荣中心)以及 Megan A. Moreno(威斯康星大学儿科学系)共同撰写,接受日期为2025年7月31日。文章旨在系统梳理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的健康益处,并为临床医生提供在诊疗中如何平衡看待社交媒体利弊的指导。综述的核心观点围绕社交联系、身份认同、心理健康去污名化、健康教育以及临床应用五个方面展开,每个观点均结合了近年来的定性与定量研究证据。
文章首先指出,社交媒体的使用在青少年群体中极为普遍。在美国13至17岁青少年中,90%使用YouTube,63%使用TikTok,61%使用Instagram;11至12岁儿童中近三分之二使用社交媒体,且平均拥有3.4个社交媒体账户。尽管既往研究多聚焦社交媒体与抑郁、焦虑、进食障碍、物质使用和睡眠问题的关联,但作者认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可能是导致这些负面结局的中介因素,而非社交媒体本身。因此,临床上需要重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积极功能。
第一个主要观点是:社交媒体通过促进社交联系改善心理健康。文章指出,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维持与小学同学的联系,尤其是当朋友住得较远时,社交媒体成为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群聊(group chats)被青少年描述为培养归属感(belonging)的重要工具。聚焦于WhatsApp和Instagram的研究发现,与密友在这些平台上互动时间越长的青少年女孩,其友谊亲密度越高。主动参与(active participation),如点赞、评论、发布内容,与孤独感降低相关;而被动使用(passive use),如无目的刷屏(doomscrolling),则不具备这种效应。在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社交媒体帮助青少年维持社交联系,视频聊天与更强的连接感和更低的抑郁症状相关,幽默内容尤其有助于缓解疫情期间的压力。对于因心理健康问题住院治疗的青少年,社交媒体也帮助其维持与同学和朋友的关系,提供情感支持,并作为分散负面情绪的手段。这一系列证据支持社交媒体的社交连接功能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
第二个主要观点是:社交媒体为边缘化青少年提供了身份认同、支持与接纳的平台。文章强调,性少数(sexual minority)青少年比异性恋青少年更可能通过在线群体寻求社区和心理支持。访谈研究显示,这些青少年利用社交媒体与同伴建立联系、表达身份并获得情感支持。LGBTQ+青少年在线上比线下更自在地表达自我,且社交媒体的使用与性少数青少年感受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呈正相关。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同样从社交媒体中获益。黑人(Black)和西班牙裔(Hispanic)青少年比白人青少年更倾向于将社交媒体视为创造性表达和建立联系的重要空间。澳大利亚穆斯林青少年的焦点小组研究显示,这些平台帮助他们与当地社区以及国外的亲友保持联系。患有慢性病和罕见病的青少年,如高活动度Ehlers-Danlos综合征、肉瘤(sarcoma)和1型糖尿病患者,也通过社交媒体结识病友、理解自身疾病、接受诊断并使疾病状态正常化。此外,一项实验表明,接触跨性别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或残障人士的Facebook个人资料后,个体对这些群体的接纳态度有所提高。这说明社交媒体具有减少偏见、促进社会接纳的潜力。
第三个主要观点是:社交媒体有助于心理健康问题的去污名化(destigmatization)和支持。文章指出,青少年常在Facebook和微信(WeChat)等平台上披露心理健康症状。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在网上表达负面情绪,这提示社交媒体可作为医疗提供者识别和诊断青少年抑郁的辅助工具。名人公开讨论心理健康问题也能减少污名,观众对与自己相似的名人更容易产生共情,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正常化认知。在求助方面,青少年通过TikTok获取应对策略和安全的讨论环境,许多视频内容来自治疗师或亲身经历心理困扰的青少年。农村青少年的在线社会支持水平高于城市青少年。不过,研究也发现,青少年虽然视TikTok为重要的心理健康求助工具,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它可以替代专业心理健康帮助。这一观点表明社交媒体可以作为心理健康服务的补充渠道,但不能取代专业干预。
第四个主要观点是:社交媒体为青少年提供了健康教育的渠道。文章指出,YouTube是青少年获取健康信息最常用的平台,Facebook和Instagram也被用于健康教育。青少年不仅从社交媒体获取健康信息,也主动发布和分享与自身健康相关的内容。在COVID-19疫情期间,社交媒体成为公共卫生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每天使用社交媒体一小时或更长时间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持续佩戴口罩。在健康饮食方面,Instagram和Facebook被认为是促进青少年健康饮食的关键平台;对Instagram上青少年发布的食物内容分析显示水果和蔬菜的形象呈正面呈现。参与社交媒体健身社群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养成并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TikTok尤其受到寻求健康生活方式和体重管理信息的青少年青睐。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TikTok上的用户生成内容包括避孕、堕胎和流产等话题;接触此类内容的青少年在避孕和HIV/AIDS知识方面得分更高,种族少数青少年接触社交媒体上的性健康信息后更可能采取保护性行为,如使用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措施。然而,文章也提醒,社交媒体上的健康信息准确性存疑。对营养相关Instagram帖子的分析显示近一半内容存在不准确之处;涉及生殖健康的在线内容常包含误导性风险信息。不过,青少年往往对社交媒体上的健康内容持怀疑态度,部分人会主动进行事实核查。
第五个主要观点是:临床医生应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发现。文章建议儿科医生采用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提出的“5 Cs”框架(child、content、calm、crowding out、communication)与青少年及其家庭讨论社交媒体使用。具体而言,医生应了解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child)以及他们消费的内容类型(content),并向青少年解释屏幕时间质量并非一概而论。对于边缘化青少年,医生应在肯定在线社区价值的同时,强调在线安全和隐私保护。鉴于青少年将社交媒体作为健康信息来源,医生还应强调评估信息准确性的重要性。在calm方面,医生应询问睡前屏幕使用情况,并帮助青少年找到其他入睡方式;在crowding out方面,医生应与青少年合作,识别社交媒体如何挤占其他活动,并寻找替代性的非屏幕活动。在communication方面,医生应鼓励青少年与父母定期就社交媒体使用进行沟通。文章特别提到了家庭媒体计划(Family Media Plan),该计划强调不存在一刀切的屏幕使用规则,应根据儿童年龄、家庭设备情况以及家庭沟通和学业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文中提供了一个适用于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家庭媒体计划示例表,涵盖社交平衡、数字隐私与安全、社交媒体自由区域与时间、选择优质内容、追踪社交媒体使用、讨论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避免过度分享、保持用餐时无社交媒体、避免社交媒体陷阱、卧室夜间无社交媒体、优先创造性教育和积极内容、减少设备上的社交媒体应用、与成人沟通在线骚扰和欺凌、设置最高安全级别的隐私设置、在13岁前暂缓使用社交媒体、制定在线消费计划、设置使用时间限制并确保不影响其他活动、尊重他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权利、设定聊天安全规则、制定学校设备使用计划、识别用社交媒体麻痹情绪的行为并寻找更健康的应对方式、选择每周使用社交媒体的合适日期、与家人一起玩应用和游戏或观看视频、制定家庭作业与屏幕使用计划、一次只使用一个屏幕并关闭未使用的媒体、避免上学前使用社交媒体、在家庭时间和游戏时间将手机设为“勿扰模式”等具体条目。
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尽管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广泛担忧,但它同时也是青少年获取社交联系、寻求社会支持和获得健康信息的重要资源。目前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多依赖焦点小组和定性访谈,容易受到报告偏倚的影响;未来需要观察性研究和客观追踪社交媒体使用来更好地理解其作用。研究还显示社交媒体使用因种族、性别和其他社会因素而异,未来研究应探讨这些人口学差异如何影响社交媒体带来的积极结局。总体而言,临床医生应采用细致、个体化的方法来评估和指导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这篇综述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在大量负面研究占据主流的背景下,系统整合了近年的证据,提醒临床医生和家长不应忽视社交媒体的积极功能,同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临床沟通框架和家庭媒体计划工具。其新颖之处在于不将社交媒体简单二分为“好”或“坏”,而是从青少年的发展性需求(社交联系、身份探索、健康信息获取)出发,分析不同类型的平台、使用方式和人群差异如何调节健康结局,为后续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了更平衡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