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b：学术报告
作者及机构：
本书由Nikolas Sellheim（独立国际保护法顾问，剑桥大学Scott Polar研究所《Polar Record》联合主编）和Joji Morishita（东京海洋大学退休教授，2013-2018年任日本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委员，2016-2018年任IWC主席）共同编辑，2024年由Routledge出版。
主题：
本书探讨日本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CRW）的影响与启示，分析其对IWC治理结构、原住民捕鲸、国际环境法体系的连锁反应，并围绕鲸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哲学展开跨学科讨论。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日本退出IWC的历史背景与直接动因
- 背景：1982年IWC通过商业捕鲸禁令（moratorium），日本虽最初提出异议（objection），但迫于美国制裁威胁于1987年撤回，转而以“科研捕鲸”名义继续活动。2014年国际法院（ICJ）裁定日本南极科研捕鲸项目（JARPAII）违反ICRW，加速了日本对IWC功能的重新评估。
- 直接动因：2018年IWC第67次会议通过《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宣言》（Florianópolis Declaration），明确将IWC定位为“鲸类保护组织”，拒绝承认商业捕鲸的合法性。日本提出的“求同存异”共存提案被否决，最终决定退出。
- 证据：书中引用日本代表团会议发言记录、ICJ判决书原文及IWC会议文件，显示IWC内部对立已从科学争议（如资源评估方法RMP）演变为价值观冲突（“鲸作为神圣动物”vs.“可持续利用资源”）。
2. 退出对IWC制度的影响
- 财政与科学贡献缺失：日本曾是IWC预算第二大捐助国（占15%），其退出导致IWC面临资金短缺。此外，日本长期参与IWC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其科研数据（如鲸类种群评估）的断供可能削弱管理决策的科学基础。
- 治理结构失衡：书中统计数据显示，IWC成员中“保护主义阵营”（如澳大利亚、欧盟国家）与“可持续利用阵营”（如挪威、冰岛）的投票权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使IWC更偏向单一保护议程。
- 证据：作者引用IWC 2016-2021年预算文件及代表团规模数据（如日本代表团平均人数为5.2人，高于多数国家），量化日本退出的实际影响。
3. 对原住民捕鲸（ASW）的潜在冲击
- 争议焦点转移：随着商业捕鲸议题淡化，原住民生存捕鲸（Aboriginal Subsistence Whaling, ASW）可能成为IWC新矛盾点。例如，格陵兰因配额申请被拒而威胁退出IWC（2022年）。
- 文化权利与动物福利的冲突：书中指出，ASW的捕杀方式（如传统鱼叉）被批评为“不人道”，但原住民群体强调其文化主权。
- 证据：案例研究包括加拿大1982年退出IWC后因纽特人弓头鲸捕猎权的恢复，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Bequia岛ASW争议。
4. 国际环境法的连锁反应
- 对其他公约的启示：书中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为例，分析若南非等国家效仿日本退出多边环境协议（MEA），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
- 科学vs.政治的张力：作者指出，IWC的僵局反映了国际环境治理中科学证据（如RMP模型）被政治议程覆盖的普遍问题。
- 证据：对比CITES公约中非洲象象牙贸易争议与IWC的相似性，引用NGO在COP会议中的游说记录（如IFAW在CITES COP18的提案）。
5. 日本国内捕鲸政策转型
- 商业捕鲸重启：2019年后，日本将捕鲸范围限制在专属经济区（EEZ），采用IWC开发的RMP计算配额（如2023年小须鲸配额167头）。
- 国际形象重塑：日本通过DNA溯源、卫星监控等措施强调其管理的“科学性”，并试图联合北太平洋国家建立替代性区域管理机制。
- 证据：书中分析日本水产厅公告及捕鲸公司年报，显示沿海捕鲸的经济效益与科研捕鲸时期相比提升23%。
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理论价值：本书揭示了国际环境协议中“价值观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提供新案例。
- 政策参考：对IWC成员国而言，书中提出的“文化委员会”（CCW）设想或为解决类似争议提供框架。
- 方法论创新：结合定量（预算数据、代表团统计）与定性（访谈、会议记录）分析，跨法学、政治学、生态学多学科视角。
亮点：
- 独家收录Joji Morishita作为IWC主席的一手回忆，揭露谈判内幕。
- 首次系统评估日本退出对CITES等公约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
- 提出“鲸类治理的双轨制”方案（如区域管理+全球监测），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注：专业术语如RMP=Revised Management Procedure，首次出现时标注英文；机构名如IFAW=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保留英文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