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作者为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人文学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的Anna Parola、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哲学、社会学、教育与应用心理学系（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Education and Applie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Padua）的Andrea Zammitti，以及瑞士南部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教育与学习系（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Arts of Southern Switzerland）的Jenny Marcionetti。该研究于2023年4月20日发表在行为科学领域期刊《Behavioral Sciences》上，标题为“Career Calling, Courage, Flourishing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Italian University Students”（《意大利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勇气、繁荣和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的学术背景聚焦于职业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领域，特别是关注大学生这一处于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群体的职业发展与心理健康议题。在当今充满全球化、经济危机、疫情和战争等挑战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年轻人规划未来的能力受到威胁，尤其是在意大利等经济增长停滞的国家。因此，探寻能够促进积极职业适应与个人幸福感的心理资源至关重要。职业使命感（Career Calling）被定义为一种积极的资源，它包含对工作意义、亲社会动机以及内在/外在召唤的感知，能够促进个体的职业发展与幸福感。先前研究已证实职业使命感与大学生及成年工作者的幸福感（如生活满意度）存在关联，但其内在作用机制仍需深入探索。与此同时，勇气（Courage）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品质，被定义为“尽管感到恐惧仍能坚持或采取行动”，被认为是个体应对职业发展任务、适应工作变化以及提升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心理资源。然而，勇气在职业使命感与幸福感之间的潜在中介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讨意大利大学生群体中，职业使命感、勇气以及两种幸福感指标——繁荣（Flourishing）与生活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Life）之间的关系，并特别检验勇气是否在职业使命感与幸福感（繁荣及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提出了两个具体假设：假设一（H1），勇气在职业使命感与繁荣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二（H2），勇气在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详细而言，本研究的工作流程包括参与者招募、数据收集、测量工具应用以及数据分析四个主要环节。研究参与者为306名意大利在校大学生，年龄范围在18至30岁之间（平均年龄22.6岁，标准差1.9岁），其中包括118名男性和188名女性。样本地理分布覆盖意大利南部（43.8%）、中部（34.5%）、北部（16.7%）及岛屿地区（5%）。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通过在社交媒体发布广告招募符合条件（年龄在18-30岁、在校大学生、意大利语母语者、且知情同意）的参与者。所有参与者均被告知研究的匿名性、保密性及可随时退出的权利。在测量工具方面，研究使用了四个经过意大利语验证的量表，均采用7点李克特计分。首先，使用统一多维使命感量表（Unified Multidimensional Calling Scale， UMCS）测量职业使命感。该量表共22个条目，涵盖七个维度：热情（Passion， 4个条目，如“我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充满热情”）、牺牲（Sacrifice， 3个条目，如“我可以放弃许多东西来继续学习这个专业”）、超然召唤（Transcendent Summons， 3个条目，如“我追求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我相信自己被召唤这样做”）、亲社会取向（Prosocial Orientation， 3个条目，如“我总是考虑我的工作将对他人有多大的益处”）、普遍性（Pervasiveness， 3个条目，如“我当前的专业方向一直在我脑海中”）、目的性（Purposefulness， 3个条目，如“我的学术和职业生涯对于赋予我生命意义很重要”）和认同感（Identity， 3个条目，如“我所学的专业是我身份的一部分”）。整体职业使命感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为0.95。其次，使用缩减版勇气量表（Italian version of the reduced Courage Measure）测量勇气，该量表基于Norton和Weiss的定义，包含6个条目（如“如果有重要的理由去面对让我害怕的事情，我会去面对它”），信度为0.85。再次，使用繁荣量表（Flourishing Scale）评估繁荣感，包含8个条目（如“我过着有目的、有意义的生活”），信度为0.90。最后，使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评估生活满意度，包含5个条目（如“在大多数方面，我的生活接近我的理想”），信度为0.93。所有测量均通过在线问卷形式一次性完成。在数据分析流程中，研究者首先计算了所有研究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以初步了解变量间的关联程度。随后，研究采用了基于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方法来检验假设的中介模型。分析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构建预测模型，直接将职业使命感（X）与两个结果变量——繁荣（Y1）和生活满意度（Y2）进行回归。第二步是构建包含中介变量的完整模型，即检验职业使命感（X）通过勇气（M）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繁荣（Y1）和生活满意度（Y2）。为了处理测量模型，研究者采用了部分分解的项目包（Partially Disaggregated Parcel）方法。对于单维度的勇气、繁荣和生活满意度量表，采用“项目-构念平衡策略”（Item-to-Construct Balance Strategy），依据测量模型的因子载荷将条目打包成至少三个项目包作为潜变量的指标。对于具有二阶层次结构的职业使命感量表，则采用“领域代表策略”（Domain Representative Strategy），将每个维度的条目分别聚合为项目包。模型拟合度使用多个指标进行评估，包括卡方统计量（χ2）、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比较拟合指数（CFI）和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采用的拟合标准为：RMSEA和SRMR低于0.08，CFI高于0.90。数据分析使用了稳健最大似然估计（MLR estimator）。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首先，相关性分析显示，所有研究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 0.001），相关系数从小到中等再到高不等。职业使命感总量表与繁荣、生活满意度、勇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91、0.489和0.470。勇气与繁荣、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43和0.420。这些结果为后续的中介模型分析提供了初步支持。其次，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假设的中介模型（图2）对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χ2（94） = 260.019， p < 0.001； RMSEA = 0.076 （90% CI： [0.065， 0.087]）； CFI = 0.935， SRMR = 0.051。所有项目包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66，表明测量模型可靠。在路径分析中，模型揭示了以下关系：1）职业使命感对勇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职业使命感对繁荣和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3）勇气对繁荣和生活满意度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关键的结果是中介效应的检验。间接效应“职业使命感 → 勇气 → 繁荣”达到了统计显著性（β = 0.170， SE = 0.052， p < 0.001），同时，间接效应“职业使命感 → 勇气 → 生活满意度”也同样显著（β = 0.146， SE = 0.053， p < 0.001）。这表明，勇气在职业使命感与两种幸福感指标（繁荣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模型对繁荣（Y1）的总效应为β = 0.786， SE = 0.058， p < 0.001；对生活满意度（Y2）的总效应为β = 0.547， SE = 0.040， p < 0.001，均为高度显著。这些结果清晰地支持了研究提出的两个假设（H1和H2）：勇气在职业使命感与繁荣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同时也在职业使命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职业使命感不仅直接促进大学生的幸福感知，还能通过激发和增强勇气这一心理资源，进而间接提升他们的繁荣感和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的结论明确指出，对于意大利大学生而言，将职业生涯感知为一种“天职”或使命感，是促进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心理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勇气这一中介路径实现的。当个体感受到强烈的职业使命感时，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勇气——即尽管面临恐惧和挑战，仍能坚持采取行动去保护和追求自己珍视的职业目标。这种勇敢的行动倾向，反过来有助于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未来规划、职业决策和不确定的环境时，更好地应对挑战，从而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心理繁荣（如目标感、人际关系、自我接纳等）和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这为理解职业使命感如何转化为实际福祉提供了更精细的机制解释。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在科学理论价值方面，本研究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首次在大学生样本中实证检验并证实了勇气在职业使命感与幸福感（特别是繁荣这一积极心理学核心概念）之间的中介作用，深化了我们对这些积极心理构念之间动态关系的理解。它支持并扩展了职业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的视角，强调了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主观赋予意义（如使命感）和积极行为特质（如勇气）的协同作用对于构建成功职业生涯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性。在实践应用价值方面，研究结果为针对大学生和年轻人的职业咨询与生涯教育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职业咨询师和教育工作者可以有意识地设计干预方案，不仅致力于帮助个体探索和澄清其职业使命感，还可以专门培养和提升他们的勇气品质。例如，通过叙事性的生涯设计（Life Design）活动，鼓励学生反思并讲述那些需要勇气的职业相关经历，或模拟面对职业恐惧情境时的应对策略。研究也提示，促进主观的职业成功感（如将工作视为使命）对于个体幸福感的价值可能不亚于客观的职业成就，这在鼓励多元成功观的当代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尽管研究在意大利文化背景下进行，但其揭示的心理机制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本研究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发现的重要性：研究不仅再次验证了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首次揭示并证实了“勇气”在其中扮演的关键中介角色，为解释“使命感如何带来幸福”这一过程提供了新的、有说服力的心理机制路径。第二，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研究采用了基于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中介效应，这种方法能够有效控制测量误差，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同时，研究对复杂的多维度量表（UMCS）采用领域代表策略进行项目打包，对单维量表采用平衡策略，处理方式合理且专业。模型拟合指标良好，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第三，研究对象的时代性与针对性：研究聚焦于处于成年初显期、面临关键职业决策挑战的大学生群体，并特别提及了后疫情时代等社会背景，使得研究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时代意义。第四，理论与实践的连接：研究结论能够直接与生涯建构理论、生涯设计干预实践相联系，指出了通过提升使命感和勇气来促进青年发展的具体方向，体现了应用研究的价值。

此外，研究中也提及了一些有价值的讨论和局限性。研究者从主观职业成功（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将工作视为天职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成功的形式，即使客观成就有限，也能贡献于幸福感。这挑战了单一以地位或收入衡量成功的传统观念。研究也承认了其局限性：首先，横截面研究设计（Cross-Sectional Design）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需要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来验证。其次，所有数据均来自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等偏差。未来可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如结合访谈）更深入地探索职业使命感。第三，样本中女性比例偏高，且未进行性别间的多群组分析，未来研究可探讨性别差异。最后，研究基于意大利文化背景，职业使命感的概念和表现可能受文化影响，这提示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以检验研究发现的普适性。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职业心理学领域增添了有价值的实证证据，并为促进青年生涯发展与心理健康的实践工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