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derike Hartz及其论文《”我们不是机器人”——IPCC参与者在气候科学的产生、评估、传播和实施过程中的责任感与情感体验》的学术报告
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的Friederike Hartz独立完成。论文于2024年5月29日在线发表于气候领域权威期刊《Climatic Change》（卷号177，文章号89）。根据期刊记录，论文于2023年9月12日收稿，2024年4月30日接受。
研究主题与背景 本文属于社会科学与气候变化交叉研究领域，具体涉及科学社会学、情感地理学及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研究聚焦于“责任”这一核心概念，旨在探讨从事气候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在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背景下，实际所承担和感受到的职责与情感体验。
研究的背景在于学术界存在一种日益增长的“同行间责任化”（peer-to-peer responsibilisation）趋势。许多学者（如Oreskes, Green, Capstick等人）公开发出呼吁，要求气候科学家们承担更多“专业责任”，充当气候知识的“哨兵”，甚至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以推动社会变革。然而，Hartz指出，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科学家应当做什么”的规范性讨论，却较少关注科学家在实践中“已经在承担什么”的实证问题。这使得关于责任的讨论悬置在半空，缺乏对科学家实际工作、情感负荷和生活经验的深入理解。
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参与者为典型案例，通过实证调查，揭示气候知识持有者（科学家和专家）在个人和专业层面上已经感知和承担的责任有哪些，他们如何实践这些责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如何。研究者旨在将抽象的责任呼吁“情境化”，通过揭示科学家已然存在的责任实践，来反思那些要求他们“做更多”的呼声。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核心数据来源于77次半结构化访谈。 1. 访谈对象：所有受访者均为IPCC的参与者，角色覆盖IPCC的所有工作组（WGI, WGII, WGIII）以及历次评估周期（从第一次到最近的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受访者包括协调主要作者（CLAs）、主要作者（LAs）、评审编辑以及技术支持单位（TSUs）成员等。 2. 样本构成（详见表1）：受访者来自不同地区（WMO六大区域，其中欧洲最多，达38人）、学科（自然科学39人，社会科学14人，交叉学科21人等）、职业阶段（资深41人，中期21人等）和性别（男性50人，女性27人）。这种多样性旨在捕捉IPCC作为“实践共同体”的多元声音，尽管作者承认样本在地区、性别平衡上仍存在IPCC本身固有的代表性偏差。 3. 访谈与分析方法：访谈于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在线进行，时长25至81分钟。访谈提纲涵盖四个主题：（1）个人职业动机；（2）对科学家角色的看法；（3）IPCC参与经历和体验；（4）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数据分析采用迭代的、知情的基础理论编码方法，使用NVivo软件进行。首先识别描述性编码，进而通过多次迭代，提炼出四个关键的分析性主题/时刻，即论文的核心分析框架——PACE。
核心论点与论证 本研究并非报告单一的原始实验，而是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质性实证研究论文。其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分析科学家责任实践的框架（PACE），并围绕此框架，系统阐述了从访谈数据中提炼出的七大主要论点。
论点一：科学家对气候科学的责任实践体现在四个关键且日益扩展的“时刻”：生产（Production）、评估（Assessment）、传播（Communication）和实施（Enactment），简称PACE。 这是论文的总体分析框架。Hartz认为，IPCC参与者不仅在传统的科学知识生产（P）和IPCC主导的科学评估（A）中承担责任，越来越多的人也主动将责任范围扩展到科学传播（C），甚至以倡导或行动的方式“实施”科学（E）。这构成了一个从“内部”科学活动向“外部”社会参与延伸的责任光谱。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围绕这四个维度展开详细论述，揭示了责任实践的广度与深度。
论点二：在“生产”气候科学时，科学家面临传统科学规范与个人情感、价值观日益交织的复杂情境，责任实践变得难以导航。 支持此观点的证据包括：1）受访者普遍认同需以严谨、诚实的方式生产“好科学”，如准确描述不确定性（遵循“库顿斯”CUDOS规范）。2）然而，许多科学家也承认其知识工作受到个人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反规范”），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类“结构不良的问题”时。一位资深科学家（i5）直言：“作为科学家，我们不是机器人……说我们完全不受科学之外事情的影响是不真实的。” 3）与此相关的情感是矛盾且强烈的：既有对工作影响的热情，也有对成果未被采纳的挫败；既有对未来的担忧和痛苦，也有基于进展而产生的希望。这些情感（如希望）甚至被一些科学家策略性地用作“持续工作的动力”（i66）。这些发现支持了Bray和von Storch的研究，表明气候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受到非认知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科学生产成为一个模糊、有时令人不安且难以导航的个人与专业空间。
论点三：参与IPCC进行科学“评估”，是一项伴随巨大个人与职业投入、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责任实践。IPCC可成为参与者应对情感压力的“安全空间”。 此论点包含多层子观点和丰富证据： * 投入与牺牲：IPCC工作通常是自愿且占用大量个人时间的。作者们牺牲了工作、个人及家庭时间（i41, i46）。许多人出于内在的“参与责任”感（i20）或认为IPCC工作能带来“生活意义”（i4）而加入。 * 情感与心理健康风险：深度沉浸于气候变化信息中对心理健康构成威胁。一位AR6作者（i26）描述了因终日沉浸于气候变化信息而陷入“黑暗境地”的经历。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加剧了这种孤独感。 * 作为“安全空间”的共同体：与此并存的是，许多作者描述了在IPCC内部形成的强烈责任感和同志情谊，他们会互相照应（i25, i26, i30）。这表明IPCC可以成为一个制度性和情感性的“安全空间”，让参与者分享和共同应对与气候相关的情绪。 * 代表性与包容性责任：作者，特别是CLAs，感到有责任确保团队内的包容性，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语言背景（i37, i47），以及欠发达地区和土著社群（i30, i36）的声音得到充分体现。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将参与IPCC视为“传递本地区声音的平台”（i57）。 * 角色压力与“捍卫科学”：参与者感受到IPCC报告的巨大权威所带来的压力（i26）。在《决策者摘要》（SPM）批准会议上，一些作者感到有责任“捍卫”基础科学的准确性，使其免受政府不当干预（i73），这被视为一项可能“改变世界”（i68）的责任。 * 对IPCC原则的认同与约束：IPCC“政策相关但政策中立”的指导原则被许多参与者视为必须遵守的规范，有助于避免“目的冲突”（i6）。这引出了后续关于责任冲突的讨论。
论点四：在“传播”气候科学方面，科学家日益接受并承担起这一责任，将其视为科学与社会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但这伴随着高风险和高代价。 支持此论点的证据和逻辑如下：1）许多受访者认为，“工作只有被传播后才算完成”（i30），他们感到有责任将成果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当研究由公共资金资助时。这体现了“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认知。2）一些资深科学家表示，他们的责任重心已从“提供科学”转向“作为传播者推动积极变革”（i4），这显示了对社会需求的敏感性增强。3）然而，科学传播并非所有科学家都愿意或能够承担的责任。原因包括：个人不擅长或不热衷于传播（i2, i51）；科学家有限的职业资源应优先用于科研（i38）；以及缺乏专业传播训练（i39）。4）传播活动风险极高，包括遭遇气候怀疑论者的攻击、行业抵制（i1），甚至死亡威胁（i6, i8）。5）在IPCC框架内，传播责任体现为参与外展活动（i31, i35）、确保评估成果在科学-政策接口得到准确传达（i69），以及在SPM批准过程中精确协商“如何沟通”科学（i31）。鉴于高风险，有呼声建议将公共传播的责任更多转移或分享给专业传播人员（i18）。
论点五：在“实施”气候科学方面，科学家通过倡导或行动参与社会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但这与IPCC的“中立”原则及其自身“双重伦理束缚”产生显著张力。 论证此观点的证据链清晰：1）一些受访者在IPCC工作之外参与气候抗议或科学游行（i14, i26），体现了将科学知识转化为个人行动的意愿。2）但“行动主义”普遍受到质疑，尤其是资深参与者担心这会损害IPCC乃至整个科学界的公信力（i12, i43）。3）相对更多受访者支持基于证据的“倡导”，认为这是合法的科学实施方式（i8, i19）。4）为了管理这种张力，科学家广泛使用“戴不同帽子”的比喻来区分不同身份（如“IPCC帽子”、“科学家帽子”、“公民帽子”）及相应的责任与约束（i20, i41）。当戴着“IPCC帽子”时，他们必须坚守中立原则。因此，有作者在IPCC任期内会避免签署倡导信（i72），认为行动主义可能损害评估报告的公信力（i75）。5）这本质上是科学家所面临的“双重伦理束缚”的体现：既要对严谨的科学方法负责，又怀有“让世界更美好”的愿望。一位参与者（i72）表达了因气候问题的紧迫性而产生的内心冲突——是否应承担更多实施责任。6）有批评指出，IPCC坚持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i26），这引发了关于IPCC未来角色（例如更侧重解决方案的评估）的深层次问题。
论点六：从生产（P）到实施（E），责任情境离传统科学规范越远，科学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就越具争议性，科学家需要“同时佩戴并 juggling 多项帽子”来应对重叠且有时冲突的责任。 这是对PACE框架的动态总结。论文表明，随着责任实践从相对传统的科学生产和评估，向更具社会参与性的传播和实施延伸，相关的规范、风险和个人挑战也随之变化和增加。科学家必须在这些不同的、有时重叠的责任领域之间导航，处理潜在的冲突（例如，作为IPCC作者的中立要求与作为公民的倡导愿望之间的冲突）。“戴不同帽子”的比喻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角色的多元性和情境性，是科学家管理其复杂责任生态的关键策略。
论点七：IPCC作为一个制度机构，有责任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其参与者承担日益增长的责任，并关注他们的福祉。 基于研究发现，作者在结论中提出了针对IPCC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旨在使参与者的责任承担更具可持续性：1）充分承认并应对参与IPCC工作带来的挑战与风险，包括工作量增加、时间压力和心理风险。2）积极加强内部同行支持，营造互助环境。3）考虑引入专注于（心理）健康的专业咨询服务（正如AR6 WGI为促进包容性合作所做的那样）。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支持参与者在IPCC内外承担其日益增长的气候科学责任。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论贡献：首次提出了PACE这一系统性的分析框架，用于理解科学家对气候科学责任实践的多个维度。这为未来在气候科学及其他领域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2. 实证贡献：通过深度访谈，提供了关于IPCC参与者工作体验、情感世界和责任认知的宝贵一手资料。弥补了现有文献中对于科学家“实际所做”和“实际所感”的实证研究空白，将抽象的“责任”概念落实到具体的人和实践之中。 3. 对“责任化”讨论的批判性语境化：研究没有简单附和“科学家应做更多”的呼吁，而是通过揭示科学家已然承担的繁重、复杂且充满情感张力的责任实践，为这场讨论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和批判性视角。它促使学术界和社会更全面、更共情地反思对科学家的期待。 4. 对IPCC及科学治理的实践意义：研究明确指出，IPCC的成功与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其科学产出，也取决于它如何支持和关怀其贡献者。论文提出的具体建议，如加强心理支持、促进包容性实践，对于IPCC在第七个评估周期及未来维持其作为权威声音的活力和吸引力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5. 连接多个学术领域：本研究巧妙地融合了科学社会学、情感研究、科学政策接口研究和气候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的视角，促进了跨学科对话，特别是增进了关于气候情感、责任实践和科学共同体动态的理解。
研究亮点 1. 分析框架新颖：提出的PACE框架清晰、有力，为剖析科学家在气候危机中的多维角色和责任提供了创新的理论工具。 2. 实证基础扎实：基于77位IPCC参与者的深度访谈，数据丰富、翔实，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洞察力，揭示了大量内部视角和情感细节。 3. 问题意识敏锐：精准地抓住了当前气候科学界“责任”讨论中的关键盲点——即忽视科学家的既有实践与情感体验，并将此问题置于日益紧迫的气候叙事和“同行间责任化”趋势的背景下展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批判性。 4. 对科学家情感体验的聚焦：系统探讨了气候变化知识工作者的情感世界（如希望、恐惧、愧疚、挫折感），并分析了这些情感如何既是责任实践的驱动因素，也是其带来的后果，为理解“气候情绪”提供了重要的专业视角案例。 5. 政策建议具体可行：研究结论并未止步于学术分析，而是延伸出对IPCC机构的具体、可操作的建议，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