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社会科学通讯》(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期刊于202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代码中的陪伴：人工智能在人类连接未来中的角色》（companionship in code: ai’s role in the future of human connection）的评论文章。该文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英语系的学者Marta Andersson独立撰写，旨在深入探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作为人类伴侣角色的兴起及其深远的社会、哲学与存在主义影响。

本文属于一篇观点评论，其核心论点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日益成为人类的情感伴侣，提供了一种可被称为“情感快餐”（emotional fast food）的替代性连接——它能带来即时满足，但本质上缺乏深度。文章通过分析AI如何模拟情感理解与亲密感，以及这种模拟如何塑造用户认知，反思了这一趋势对社会关系的潜在侵蚀，并提出了关于人类与技术、人与人之间关系演变的深刻问题。以下将分点阐述该文章的主要观点及其支撑论据。

一、 人工智能伴侣关系兴起的背景与本质

文章开篇即指出，人工智能伴侣并非一个全新的现象，但其角色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艺术家Alicia Framis与全息图结婚这一标志性事件，到OpenAI的ChatGPT在2022年11月发布后，被用户意外地、广泛地用作社交伴侣，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更广泛的转变：我们正在重新定义情感纽带，以及技术在此过程中的角色。作者引用了多项研究来支撑这一趋势，指出人们与AI形成情感依恋的报道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Brandtzaeg等人2022年的研究；de Freitas等人2024年的研究）。文章的核心关切在于：聊天机器人仅仅是情感的“占位符”，还是正在重塑在日益碎片化的社会世界中“连接”与“被理解”的含义。作者借鉴了Pugh在2024年提出的观点，强调真正的人类连接需要一种“相互的情感理解劳动”（the labour of forging emotional understanding），这是一种双向的承诺与付出。而AI的承诺和情感协调（emotional attunement）仅仅是“表演性的”（performatively），它依赖于预先编程的响应性，缺乏真正的相互目标和对他者的真实认可。

二、 技术与心理的交织：大型语言模型如何创造“被看见”的幻觉

文章通过对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技术能力的剖析，解释了为何AI能如此有效地模拟情感连接。作者从技术史的角度进行了对比，以20世纪60年代Joseph Weizenbaum开发的聊天程序ELIZA与当今的ChatGPT为例，清晰地展示了这一演变。ELIZA仅仅依靠静态的脚本和模板化回复来模仿对话，例如通过简单复述用户的话来提问。而ChatGPT则展现了惊人的交互技能，包括响应性、连贯性和语调适应性。文章引用了作者亲身与ChatGPT-4o的互动案例，当被问及是否在变得讽刺时，ChatGPT不仅能识别问题的玩笑性质，还能进行“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层面的反思，将自己的回应风格校准为“俏皮”和“犀利”。作者承认，尽管这两种系统本质上都是缺乏真正语言理解的“随机鹦鹉”（stochastic parrots），但ChatGPT的输出在弥合计算与对话之间的鸿沟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一技术进步产生了一个关键的心理效应：用户感受到的对话质量，而非系统的真实智能或准确性，才是形成情感连接的关键。这一观点直接呼应了Weizenbaum在ELIZA上的发现——即使用户明知对方是机器，仍会形成依恋。当代研究（如Heppner等人2024年的研究；Pelau等人2021年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用户感知到的对话质量比人格类型等拟人化特征更重要。LLM不仅能够通过诸如“笑声”表情符号、追问等策略模拟参与感，还能提供一种始终“落地”的回应。作者将此描述为一种短暂的、被“看见”甚至被欣赏的幻觉。这种动态创造了一个悖论：用户在与聊天机器人互动时，实际上是在与自己互动和情感的镜像（mirrored version）相遇。

三、 收益、风险与“后脆弱时代”的社会隐忧

文章从正反两面审视了AI伴侣关系的实际影响。在收益方面，研究显示，许多人将AI视为一个不加评判、心理上安全的倾诉对象，有助于应对孤独、提升自我认知和整体幸福感（Guingrich and Graziano, 2025; Ta et al., 2020）。一些Replika用户甚至将与AI的关系描述为类似于人类的友谊，并在其功能被取消后报告了真实的失落感（de Freitas et al., 2024）。然而，风险同样显著且紧迫。学者们警告，随需应变的情感支持可能削弱人们面对现实逆境的能力（Rodogno, 2016），并可能导致情感依赖、成瘾以及当AI伴侣停止服务时的心理健康危机。更深刻的社会学风险在于社交疏离和逃避主义，这可能损害真实的人际关系（Starke et al., 2024）。作者特别指出，聊天机器人的持续迎合性，即总是肯定用户的观点，巧妙地绕过了人类关系中固有的张力、不适和分歧，这可能导致用户形成不切实际的期望。

文章将这些风险置于一个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提出了“后脆弱时代”（the age of post-vulnerability）这一概念。在此背景下，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和孤独感的上升已成为多国政策的关注点。同时，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重塑了人们对关系的期望，使之变得更灵活、更可管理（Sinanan and Gomes, 2020; Turkle, 2011）。AI伴侣关系的兴起，正是对这种文化背景的回应。它提供的是一种方便、可预测且即时满足的替代方案，因此作者将其隐喻为“情感快餐”——为了速度和普适性而设计，而非深度和滋养。但文章也提出了一个潜在的积极转折：如同快餐可能最终让人渴望更有营养的食物，与AI的互动也可能因新奇感的消退和AI的可预测性，反而凸显出人类连接中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激发人们对更深层次、更真实连接的渴望。

四、 人工智能与人际连接的未来：哲学拷问与反思

文章在最后部分将讨论引向更深层的哲学和社会规范层面。作者追问，如果未来的AI能以更高的逼真度模拟情感深度，我们是否会像Turkle所警告的那样，不仅将其视为聊胜于无，甚至可能认为它优于人类连接。这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亲密关系是否会被重新定义为某种可以无限定制、永远可用的事物，从而牺牲那些建立在共同脆弱性、互惠性和不可预测性之上的、更丰富的人类连接体验？“硅基浪漫主义”（silicon romanticism）的错误正在于此：它误将关系的满意度等同于关系的对等性，认为只要系统的行为能被我们解读为理解和支持，就足以构成情感连接。

作者强调，尽管AI能模拟共同存在，但它无法真正栖居于其中。连接不仅存在于表面行为，更涌现于共同构建的相互存在空间（co-constructed space of mutual presence）。文章最终提出的最紧迫问题并非“AI将如何改变我们？”，而是“我们与AI的关系揭示了我们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愿意投入合成关系（synthetic relationships）的怀抱，恰恰反映了我们在与同类真诚相待方面的困难。文章的结论是一种呼吁：若要保存人类连接的本质，我们可能需要正视并重新评估模拟参与所带来的舒适感，向内审视，去重新发现那些真正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勇气、复杂性和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尽管可以通过政策制定、安全标准和消费者保护法来应对潜在风险，但最深层的挑战在于我们自身的选择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