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疫情中无子女女性学者的隐形困境——《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研究解析

作者与机构
本研究由葡萄牙里斯本大学ISCTE-IUL社会学研究中心的Thais França博士完成，发表于2022年9月的《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Volume 31, Issue 8）。

学术背景
研究领域为性别研究与高等教育社会学，聚焦新冠疫情对学术界的性别不平等影响。现有文献多关注“学术母亲”（academic mothers）因育儿责任面临的职业中断，却忽视了无子女女性学者（childfree women academics）的困境。这一群体在奥地利、加拿大等国学术界占比显著，但长期被“理想工作者”（ideal worker）的刻板印象遮蔽——即认为她们无育儿负担，理应全身心投入工作。本研究旨在揭示这一群体的真实经历，批判 neoliberal academia（新自由主义学术体制）中的结构性不平等。

研究流程与方法
1. 研究对象与样本
- 研究基于“SAGE19”项目（葡萄牙学术界新冠性别平等研究），选取7名无子女的葡萄牙女性学者进行深度访谈。
- 参与者年龄38-53岁，涵盖经济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包括固定任期与永久职位研究者（详见表1）。

1. 数据收集

   •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2021年1-3月），时长30-90分钟，通过Zoom在线进行，内容涉及工作压力、心理健康、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等。
     
   • 访谈录音转录后，使用MAXQDA软件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采用半归纳编码法（semi-inductive approach），生成“误解”“挣扎”“生产力代价”等核心主题。
     

2. 伦理与局限性

   • 研究通过机构伦理审查，匿名化处理数据。局限性包括样本缺乏种族多样性，且仅反映疫情初期经历。
     

主要发现
1. 刻板印象与规范性家庭观念
- 受访者常被同事认为“疫情期间更易提升 productivity（生产力）”，其个人需求（如照顾患病父母、孤独感）被忽视。例如，53岁的经济学教授Carolina因无子女被要求承担额外工作，尽管她因恐慌症服药。
- 社会将“家庭”狭义定义为“有子女的核心家庭”，导致无子女学者在职场社交中被边缘化。38岁的传播学研究员Maria描述，她在同事抱怨育儿压力时，因“无子女”身份而不敢表达自己的孤独感。

1. 隐形挣扎

   • 心理健康危机：多名受访者出现焦虑、抑郁，如Carolina因长期隔离服用抗焦虑药物。
     
   • 非育儿照护责任：42岁的生物学家Adelaide为患癌母亲提供护理，需调整工作日程，但此类需求未被制度认可。
     
   • 学术不稳定性：Adelaide在疫情末期失业，反映 precarious employment（不稳定就业）对无子女学者的压力。
     

2. 生产力的个人代价

   • “逆向愧疚”（reverse guilt）现象普遍：39岁的教育学者Florbela因“无育儿负担”自责，每日工作12-13小时，导致身心透支。
     
   • 单身学者Brites（46岁）因独居失去时间界限，深夜仍在工作，凸显学术文化对“随时待命”的隐性要求。
     

结论与价值
1. 理论贡献
- 批判了将“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简化为“育儿问题”的狭隘视角，揭示无子女学者的多元照护责任（如赡养老人、社区服务）。
- 指出 neoliberal academia 的“绩效暴政”（tyranny of productivity）加剧了所有女性学者的压力，无论其育儿状态。

1. 实践意义
   
   • 呼吁高校政策关注无子女学者的心理健康与非育儿需求，例如弹性工作制、情感支持网络。
     
   • 建议学术评价体系减少对“不间断生产力”的崇拜，承认全球危机中的合理低效。
     

研究亮点
1. 填补空白：首次系统性探索疫情中无子女女性学者的经历，挑战“理想工作者”迷思。
2. 方法论创新：通过深度访谈捕捉被量化研究忽略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细节。
3. 批判性视角：将个体困境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学术体制的结构性缺陷，而非个人“选择”。

其他价值
研究间接揭露了葡萄牙学术界的性别矛盾：尽管女性研究员占比（43.5%）高于欧盟均值，但高层职位（如正教授）仅占25%，反映“玻璃天花板”效应。这一发现为后续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