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卒中中心网络内血管内取栓后即刻回转运安全性的研究
本研究由来自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附属医院（University Emergency Hospital Bucharest）神经内科的Anca Negrilă、Răzvan Alexandru Radu、Elena Oana Terecoasa等人，以及布加勒斯特“卡罗·达维拉”医药大学（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Carol Davila”）神经内科、布加勒斯特大学附属医院介入神经放射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该研究成果以题为《Functional outcomes after retransfer following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in a hub-and-spoke stroke network》的原创性研究论文形式，于2026年在线发表于《Journal of NeuroInterventional Surgery》（JNIS）期刊上。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属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领域，聚焦于卒中救治网络的组织与优化。血管内取栓术（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是治疗大血管闭塞所致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关键时间窗疗法。为了扩大EVT的可及性，许多地区建立了“中心-辐射”（hub-and-spoke）模式的卒中网络，即患者先在初级卒中中心（辐射医院，spoke）接受初步评估和静脉溶栓（即“滴注后转运”或“drip-and-ship”模式），再被转运至具备取栓能力的综合性卒中中心（中心医院，hub）进行治疗。然而，这种模式导致大量患者涌入中心医院，造成了严重的床位拥挤问题，这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尤为突出。为了缓解中心医院的压力，一种潜在的策略是在患者完成EVT后，将其立即转运回原转出的辐射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尽管从辐射医院到中心医院的初始转运安全性已得到验证，但关于EVT后即刻回转运（retransfer）对患者功能结局影响的证据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在“中心-辐射”卒中网络中，EVT后即刻回转运至辐射医院的患者，其3个月的功能结局是否与术后留在中心医院继续治疗的患者存在差异。
详细研究流程
本研究是一项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一家三级卒中中心进行的回顾性队列分析。研究流程严谨，涵盖了患者筛选、数据收集、分组、结局评估和统计分析等多个环节。
首先，研究团队回顾了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在该中心连续接受EVT治疗的所有患者。所有患者均来自区域内的辐射医院。经过筛选，排除了11例术后处置记录不明的患者，最终共有305例患者被纳入最终分析。根据术后处置方式，患者被分为两组：“回转运组”（194例，占63.6%）——在EVT术后2小时内被转运回原转诊的辐射医院；“留观组”（111例，占36.4%）——术后留在中心医院完成全部后续治疗。研究强调，在观察期间，回转运决策由治疗神经科团队根据临床判断做出，并未遵循标准化的既定协议。
其次，研究从前瞻性维护的机构取栓登记册和医疗记录中系统性地收集了多维度数据。这些数据包括：1）人口统计学数据（年龄、性别）；2）病史（高血压、糖尿病、心房颤动等）；3）卒中前功能状态（使用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4）卒中严重程度（在辐射医院和中心医院入院时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5）时间指标（辐射医院的“门-进-门-出”时间、发病至穿刺时间、发病至再通时间、手术持续时间）；6）卒中特征（血管区域、基于TOAST分型的病因）；7）EVT相关细节（闭塞部位、串联闭塞、颈动脉支架置入状态）；8）术后再通效果（采用改良脑梗死溶栓，modified Thrombolysis in Cerebral Infarction, mTICI评分，成功再通定义为mTICI ≥ 2b）。
本研究的首要结局是术后3个月的mRS评分，将其作为一个有序变量（0-6分）进行分析。次要结局包括：3个月功能独立（定义为mRS评分0-2分）、3个月死亡率（mRS 6分）、症状性颅内出血（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sICH，采用ECASS-II标准定义）、24小时阿尔伯塔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Alberta Stroke Program Early CT Score, ASPECTS）以及24小时NIHSS评分。对于回转运患者，其24小时影像学评估（用于sICH和ASPECTS评分）在辐射医院按照全国性协议进行，结果被传回中心医院。
在数据分析方面，研究采用了先进的统计方法来控制选择偏倚和混杂因素。核心方法是基于倾向评分的逆概率处理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 IPTW）。研究团队首先根据临床推理，预先确定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回转运决策和临床结局的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入院NIHSS、入院ASPECTS、闭塞部位、成功再通状态、静脉溶栓、卒中前mRS和发病至穿刺时间），并利用这些变量构建逻辑回归模型来估算每位患者被分配到回转运组的倾向得分。随后，使用稳定化权重对患者进行加权，以创建一个伪人群，在该人群中，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分布达到平衡（通过标准化均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 0.10 判断）。加权后的有效样本量为223例。对于首要结局（有序mRS），分析采用了加权后的置换检验（10,000次置换）和调整后的比例优势模型，计算调整后的公共比值比（adjusted common odds ratio, acOR）。对于二元次要结局，则比较了IPTW加权后的比例。
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多项敏感性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1）在倾向评分模型中加入了转运距离（对数转换后），以评估距离作为关键决策因素的影响；2）使用双重稳健模型，对加权后仍不平衡的协变量进行额外调整；3）使用多重插补法处理缺失的3个月mRS数据（缺失率为10.4%）。研究遵循了STROBE报告规范。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基线特征上存在一些差异。回转运组患者年龄更大（平均71.4岁 vs. 67.5岁），高血压患病率更高（87.4% vs. 71.9%），接受静脉溶栓的比例更高（51.5% vs. 38.7%），且各项时间指标（发病至穿刺、发病至再通、辐射医院门-进-门-出时间）均更短。留观组患者的入院NIHSS评分更高（中位数19 vs. 17）。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转运距离：回转运组患者来自的医院距离中心医院显著更近（中位数4.5公里 vs. 60.0公里），77.3%的回转运患者转诊距离在10公里以内，而留观组中仅有26.1%。
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包括转运距离）之后，研究获得了以下核心发现：
首要结局：两组患者在3个月有序mRS评分分布上未观察到显著差异。IPTW调整后的比例优势模型显示，acOR为1.30（95% CI 0.95 至 1.77, p=0.104）。这意味着回转运并未导致患者整体功能结局的显著偏移。加权后的mRS分布显示，留观组呈现一种“两极分化”模式，在mRS 0分（完全无症状）和mRS 6分（死亡）的比例均高于回转运组；而回转运组的患者更多地集中在中间等级（如mRS 3分）。
次要结局： 1. 功能独立性：回转运组与留观组在3个月达到功能独立（mRS 0-2）的比例无显著差异（26.3% vs. 34.7%, p=0.250）。 2. 死亡率：在纳入转运距离的敏感性分析模型中，回转运组的3个月死亡率显著低于留观组（19.1% vs. 36.2%，调整后OR 0.32, 95% CI 0.15 至 0.68, p=0.003）。然而，作者谨慎指出，这一结果可能受到未测量混杂因素（如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呼吸状况）的影响，因为留观组可能保留了更多病情极重（无法转运）或极轻（预期很快出院）的患者。 3. 安全性指标：两组间症状性颅内出血（sICH）的发生率相似（13.0% vs. 16.9%, p=0.579）。24小时的ASPECTS评分和NIHSS评分也无显著差异。
这些结果逻辑连贯：研究首先通过IPTW平衡了已知的基线差异，特别是关键的转运距离因素。随后分析显示，在平衡后的队列中，回转运并未对功能独立性和安全性（sICH）造成负面影响。死亡率数据的差异引导了讨论部分对潜在选择偏倚和未测量临床因素的深入分析。所有结果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即刻回转运在功能结局上并非劣效。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心-辐射”卒中网络中，血管内取栓术后将患者即刻回转运至辐射医院，与术后留在综合性卒中中心相比，并未导致患者3个月功能结局的显著差异。两组患者的功能独立率和症状性颅内出血率相当。
这项研究的价值体现在科学和应用两个层面： 科学价值：它首次提供了关于EVT后即刻回转运策略结局的较为系统的观察性证据，填补了卒中网络优化流程中一个重要的证据空白。研究结果挑战了“术后必须留在高级中心”的传统观念，提示在特定条件下，安全的早期逆向转运是可行的。 应用价值：对于医疗资源紧张、综合性卒中中心人满为患的地区（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本研究为实施系统化的回转运协议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支持。这有助于优化床位资源分配，使中心医院能更专注于接收和处理更复杂的病例，从而提高整个卒中网络的服务容量和效率。研究建议，未来应制定标准化的回转运标准，纳入再通状态、手术并发症、血流动力学稳定性等因素，并可结合远程医疗进行术后监测。
研究亮点
其他有价值内容
研究在讨论部分指出，其中心常规在局部麻醉下进行EVT，这使得直接回转运更具可行性。同时，作者也承认了研究的局限性：单中心回顾性设计、缺乏标准化回转运协议、样本量可能不足以检测出临床上有意义的差异、存在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如血流动力学状态）、以及缺失部分患者的康复治疗细节。这些局限性明确了本研究证据的定位——是初步的、假设生成的，并呼吁未来开展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以确立明确的回转运安全标准。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优化卒中救治网络、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迈出了有价值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