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大誠对日本明治“国学”与近代神道学关系的研究
史 少 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本文作者是史少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过对[日]藤田大誠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分析，对日本明治时期“国学”与“近代神道学”之间的关系展开学术探讨。本文章发表于《东方论坛》2017年第2期。这一研究依托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15xzx005）。
主要参考文献包括：[日]藤田大誠的《近代国学の研究》（《近代国学的研究》）和[日]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的神道》。
本文围绕日本明治时期“国学”与“近代神道学”的关系展开学术分析，核心在于探讨“传统国学史”中的神道研究如何在明治近代化的过程中被重新定义和发展。文章基于藤田大誠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以下议题：
藤田大誠认为，“近代神道学”是传统以“国学”学问为基础，在受到近代哲学等学科的刺激后逐步发展而来的。这种学术转型反映了日本从传统文化研究向现代化文化体系过渡的复杂过程。
“近代神道学”的兴起是明治时期学术领域的重要事件，其与“国学”有着深刻的渊源。研究考证显示：
“神道研究”兴起的历史回溯：
据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记录显示，“神道研究”在明治初年的研究中心是“皇学”，这一学问试图探讨日本传统中的核心精神。然而，由于国学与汉学者之间的学术争端，以及当时日本社会迷恋欧美思潮，“皇学”逐渐废止。这一时期，日本古代文化的探讨处于相对低潮，只在文学部和汉文学科中保留了一些古籍讲授。
研究脉络的重建与发展：
神道研究的复兴得益于明治十五年后新设的古典讲习科，以及明治二十二年文科大学中国史学科的独立。到大正时期，神道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包括教授“神衹史”、“神道研究”，并设立了专门的神道讲座。
学术发展的逻辑演变：
在藤田的论证中，传统“国学史”研究的神道研究，从属于“国学”（皇学）分科的学问基础，同时吸收了近代哲学的研究方法。因此，“近代神道学”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哲学的交汇点，这种关系在“神道讲座”的新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考证派”国学的兴起：
明治初期，由于神道国教化政策的失败，传统国学者在学术领域逐渐边缘化。然而，以小中村清矩为代表的“考证派”国学者，通过扎实的历史考证能力，重新定义了国学的学术价值。他们摒弃了“宗教性”的神道观，强调以系统性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探讨日本文化的本源。
国学科目的变迁：
从小中村清矩的《学则稿》到横山由清的《月舍学则》等文献中，可以见到国学的分类逐步演化为“事实学”、“言语学”和“神典学”。“神典学”的内容集中在对《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经典文本的研读与阐释。
“神道学”的重塑：
在明治末期，特别是大正时期，出现了对神道宗教性的系统性探讨。这一时期，国学和神道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学术研究逐渐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同时，对神道的伦理性、道德性的论述也促进了国学内容的现代化转型。
“神道”研究的发展阶段：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利用神道作为民族主义的工具，使其逐步演化为一种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演化经历了从传统宗教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
国学与神道的学术交融：
藤田指出，通过研究“神道”的伦理内涵，“近代国学”重新显示了其综合性学问的特点，既吸收了哲学分析方法，同时也对传统国学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在强调日本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国学”与“神道学”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一致性。
学术影响与现代化意义：
日本“近代神道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日本的文化身份。通过拒绝外来文化的全盘吸收，而以日本传统文化为核心重新建构思想体系，同时也形成了神道研究的学术基础。
学术上的贡献：
本文通过对“国学”与“神道学”之间关系的考察，将日本近代文化的转型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分析，揭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重建过程及其复杂性。
理论上的创新：
藤田的研究逻辑清晰地表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学”在近代化过程中，不仅是被动受影响的学术领域，也体现了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学术自觉性。
现实意义：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明治时期日本“国学”与神道的互动，能够为当代文化的创新与传统价值的传承提供启示。
学术方法的启发：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教育体制和哲学思想，采用跨学科视角对“近代神道学”发展进行系统分析，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学术研究模式。
总结来看，史少博对藤田大誠研究成果的详实梳理，展示了日本近代“国学”与“神道学”之间交互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东亚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路径，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材料与理论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