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关于电动汽车在中国特大城市采纳动因的深入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上正式发表。这项题为“Beyo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Electric Vehicle Adoption”的研究，由Shian-Yang Tzeng（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泰国曼谷Krirk大学）、Xiaonan Wang（上海开放大学，通讯作者）和Lai Chi Chen（泉州延恩大学）三位学者合作完成，发表于2026年的第13卷第6期。该研究采用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ctice Theory, SPT）的创新视角，定量剖析了电动汽车与传统内燃机汽车在中国成熟市场中的竞争格局，为理解并推动可持续交通转型提供了重要洞见。
一、研究背景与目标
电动汽车作为可持续交通的基石，对全球环境健康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尽管全球市场增长迅速，尤其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但电动汽车的广泛采纳仍面临结构性约束。以往研究多从技术、政策或个体心理因素孤立地探讨采纳障碍，例如高成本、里程焦虑、充电设施不足等。然而，消费者的选择往往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电动汽车与内燃机汽车的日常实践中权衡。这意味着，采纳行为不仅仅是技术替代，更是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竞争。传统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将实践视为由材料（如车辆、基础设施）、能力（如驾驶技能、财务知识）、意义（如环保观念、社会形象）和基础设施支持（如政策、充电网络）四个维度构成的稳定组合。当一种实践（如驾驶内燃机汽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时，转向另一种实践（如驾驶电动汽车）就变得异常困难。
本研究旨在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首先，将社会实践理论定量应用于分析电动汽车采纳，视其为与内燃机汽车实践的“竞争”，而非孤立的选择；其次，引入“政策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探讨政府政策如何塑造消费者对两种车辆实践的评价；最后，考察出行目的和电动汽车使用经验这两个情境性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比较评估。研究聚焦于中国七个特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这些城市电动汽车渗透率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政策支持积极，代表了电动汽车从早期扩散进入主流竞争的成熟市场环境。通过对这些城市居民的调查，本研究旨在揭示在现实竞争环境中，哪些关键因素真正主导着消费者的选择，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二、研究方法与流程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其工作流程严谨，可分为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理论基础与变量构建： 研究核心框架是社会实践理论的四个维度（材料、能力、意义、基础设施）。由于没有现成的成熟量表，研究团队首先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采纳动因指标，并依据SPT框架将其分类归入四个维度。随后，通过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邀请了来自学术界、政府、汽车经销商和用户协会的10位资深专家，经过三轮评估和反馈，最终从20个初始指标中确定了17个关键的电动汽车采纳预测因子。这些指标构成了评估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感知的核心问卷项目。例如，“材料”维度包括动力输出与加速、续航里程、快速充电/加油；“能力”维度包括购买、使用和维护的负担能力；“意义”维度包括环境效益、驾驶乐趣；“基础设施”维度包括购置补贴、注册便利性、充电站/加油站充足性等。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基于确定的因子，研究设计了结构化问卷。问卷要求参与者分别对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的各个要素进行评价（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除了车辆要素评价，问卷还收集了社会人口学信息、未来购车的主要出行目的（分为通勤与教育、购物与休闲、长途旅行三类）、对政府电动汽车政策的感知（通过测量对政府承诺、效率和长期支持的信任度），以及电动汽车购买意向和过往使用经验。研究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针对中国七个特大城市的城市居民进行抽样。首先基于人口规模按概率比例抽样选取了40个区，然后在各区内部按年龄和性别配额随机抽取个体样本。数据通过专业的在线调查公司收集。在初步收集的5188份问卷中，经过筛选剔除无效答卷，最终保留了5000份有效问卷用于分析。样本特征显示，受访者男女各半，超过半数年龄在40岁以上，57.2%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66.4%的受访者拥有驾驶或乘坐电动汽车的经验，近80%的主要出行目的为通勤与教育。
数据分析流程： 数据分析采用了多种统计方法。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了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各要素的平均得分和排名。其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了问卷测量的结构效度，确认了SPT四维度模型对于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实践数据的拟合度良好，各量表的信度（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7以上，收敛效度达标。核心假设检验通过以下分析完成：
三、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的发现丰富且具有层次性，逐层揭示了电动汽车采纳的复杂动态。
核心竞争要素的识别： 描述性统计显示，消费者对两种车辆的评价侧重点不同。电动汽车最受认可的是环境效益、低旅行成本和购置补贴；而内燃机汽车最受青睐的是动力与加速性能、快速加油和长续航里程。更关键的发现来自回归分析。结果完全支持假设H1a，即所有电动汽车相关要素的积极感知均正向影响其购买意向。对于内燃机汽车，部分支持假设H1b：其中四个要素——动力输出与加速性能、购买负担能力、环境效益和购置补贴——对电动汽车采纳意向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当消费者认为内燃机汽车在这些方面表现更优时，他们选择电动汽车的意愿就会降低。这四项要素构成了两种车辆实践之间最直接的“竞争前线”。值得注意的是，常被提及的“充电站不足”和“续航里程短”在本研究的城市样本中并未成为显著的竞争性障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特大城市的通勤距离相对较短，且充电基础设施已较为密集。
政策感知的双重调节作用： 回归分析验证了政策感知的重要性。其对电动汽车采纳意向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发挥了复杂的调节作用（部分支持H2a和H2b）。首先，政策感知增强了电动汽车购置补贴对采纳意向的正面效应。当消费者感知到政府强有力的、可持续的电动汽车支持政策时，补贴的激励效果会被放大。其次，政策感知增强了内燃机汽车运行成本负担能力对电动汽车采纳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明确的环保政策导向下，继续使用内燃机汽车的燃料成本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从而凸显了电动汽车的经济性优势。然而，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政策感知也强化了内燃机汽车在动力与加速性能上对电动汽车采纳的阻碍。即便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消费者若非常看重车辆性能，反而会更坚定地认为内燃机汽车优于电动汽车，从而更不愿意转向后者。
出行目的与使用经验的情境化影响： 双因素方差分析揭示了消费者评价如何因日常实践情境而异。
四、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结论：电动汽车的采纳不应仅仅视为一种技术替代，而应理解为一种新兴社会实践（电动汽车使用）与根深蒂固的现有社会实践（内燃机汽车使用）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围绕动力性能、经济性、环保象征和政策激励四个核心要素展开。消费者的偏好深植于其日常出行惯例（出行目的）和直接体验之中。政府政策在塑造竞争格局中扮演着关键但复杂的角色，既能放大激励措施的效果，也可能无意中固化对传统车辆优势领域的认知。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显著：首次将社会实践理论系统性地、定量地应用于分析交通技术竞争，发展了一个包含材料、能力、意义和基础设施四维度的结构化分析框架；创新性地将“政策感知”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连接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实践选择；深入探讨了“出行目的”这一情境因素，丰富了我们对实践如何嵌入日常生活结构的理解。
其实践意义尤为突出：研究指出，有效的推广政策必须是“竞争感知型”的，针对不同用户群体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占多数的“通勤与教育”用户，他们重视性能和成本，政策应侧重于通过征收内燃机汽车税、推广高性能电动汽车车型来打破现有实践的“链接”。对于“购物与休闲”和“长途旅行”用户，则需要通过强调内燃机汽车的长期环境与财务成本、并大力提升长途充电网络可靠性和密度来“重构”他们的认知。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必须通过透明、一致且可信的长期政策来建立公众信任，单纯的政策支持若不能同步提升电动汽车在关键性能领域的实际表现，反而可能强化消费者对内燃机汽车优势的依赖。
五、研究亮点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研究视角新颖，将SPT框架与定量方法结合，为可持续转型研究提供了新工具；研究情境独特，聚焦中国特大城市这一电动汽车已进入主流竞争的成熟市场，超越了早期采纳研究的局限；研究发现深刻，识别出具体的竞争性要素及其复杂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策感知的双刃剑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作者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包括横截面设计无法捕捉行为动态、未区分纯电动车与插电混动车等不同类型、样本集中于大城市可能忽略农村和气候因素的影响，以及政策感知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未来研究可以朝着纵向追踪、细分车辆类型、拓展地理与人口覆盖范围、以及采用更严谨的因果推断方法等方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