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峰和张颖是本文的主要作者，分别来自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文章以“Government Attention and the Effects of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s (中央环保督查与环境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为主题，于2023年10月发表在《软科学》（Soft Science）期刊的第37卷第10期。这项研究详细探讨了中央环保督察（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s, 简称CEPI）政策对各区域环境治理效率的真实影响，以及财政收入规模异质性如何影响政策效应。此外，研究还通过引入“政府注意力（Government Attention）”的中介作用，揭示了CEPI对地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路径。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72145）的资助支持。

学术背景

文章聚焦于公共管理及环境政策领域，这是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快速推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尽管中国在环境治理上进行了大规模投入，但地方政府在环保工作中效率偏低，主要表现为短期“运动式治理”，即通过简单粗暴的方法（如限产停产）达成短期目标，却无助于长期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甚至造成资源浪费及环境问题的反复恶化。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它不仅扩展了监督范围，从企业延伸到党政系统，同时也通过指标问责等方式增强了政策执行力。然而，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因受财政激励驱动，可能倾向于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管理。基于以上背景，研究提出了以下核心研究问题： 1. CEPI是否有效提升了地方的环境治理效率？ 2. 不同地区间，由于财政收入规模的差异，政策效果是否表现出异质性？ 3. 在中央与地方的“督察—响应”框架下，CEPI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地方环境治理效率？

研究流程及方法

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方法构建实证研究框架，并以河北省作为试点案例，分析了2016年至2019年间中国31个省市区（剔除因数据不全的西藏）的面板数据。

数据与样本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Wind数据库，覆盖全国范围内的省级样本，并剔除了西藏地区的样本。模型中剔除了价格影响，并统一以2010年价格为基准调整了相关经济变量。

测量变量说明

1. 环境治理效率（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简称EGE）：采用非径向“基于松弛变量的超级SBM模型”（Super-SBM）进行测算，投入指标包括环境从业人数和治理项目投资比重，产出指标包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及城市绿地面积，非期望产出选用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化学需氧量。
2. 当地环境注意力（Government Attention）：通过对2010-2019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的关键词词频分析构建测量指标，关键词包括“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污染”等与生态相关的专有词汇。
3. 核心处理变量：CEPI政策的虚拟变量，用来区分在哪一年被列入督察范围的地区，处理组赋值为1，对照组赋值为0。

核心流程

1. 平行趋势检验：通过构造时间上的虚拟变量，检验了被督察地区与未被督察地区在基准年前是否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
2. 双重差分分析（Did Analysis）：通过回归分析验证CEPI对EGE的净效应，对财政收入规模异质性进行了子样本的划分和分析。
3. 中介效应模型（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引入“政府注意力”变量，通过分步回归模型验证其在CEPI影响EGE过程中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4. 稳健性检验：以随机抽样的置换检验（Bootstrap）和设置安慰剂年份进行对照，验证不同变量与模型参数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

结果1：CEPI对环境治理效率的总体提升作用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CEPI政策对地区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效果在1%水平上显著成立。同时，CEPI的效果符合“时间递减”特性，即政策在当年带来的短期冲击较大，但效应会在三年内逐步减弱。

结果2：财政收入规模对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子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在财政收入规模较小地区，CEPI显著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率，且政策效应明显优于财政收入较大地区。这表明，因财政自利导致的地方政府虚假执行行为更可能抑制CEPI政策的正向作用。

结果3：“政府注意力”作为中介机制

通过因果中介分析证实，CEPI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对环境事务的注意力资源分配，这种在决策资源上的倾斜，进一步推动了资源投入与问责效率的改善。

结果4：稳健性验证

通过安慰剂检验与Bootstrap方法，进一步佐证了CEPI政策效益的真实性与稳健性。

结论与意义

结论1

CEPI制度通过跨层级的综合治理机制，有效提高了地区环境治理效率，从而为扩展该制度提供了依据。

结论2

地方财政激励对政策效果的抑制作用值得关注。对于财政激励较强的地区，中央可强化对负面典型案例的处理和经验推广，以避免地方政府敷衍了事或假整改的问题。

结论3

“政府注意力”作为中介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行政权力传导及资源分配协调过程中的效益高度体现。因此，应通过政策设计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重视环保领域。

应用价值

从政策意义看，研究揭示了CEPI对解决地方治理低效、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潜在价值。此外，通过对财政激励和异质性机制的探讨，为下一阶段的优化监督政策提供了重要方向。

亮点与创新

1. 在衡量环境治理效率时全面考虑了产出效率及非期望产出带来的负效益，研究方法较为新颖。
2. 首次引入地方政府注意力，将其作为变量深入探讨环保政策的内生作用路径。
3. 在讨论中央与地方政策互动时，系统性地揭示了财政分权与生态目标平衡难题。

研究启发

研究为深化中国环境治理制度提供了重要见解，特别是如何改变地方政府因财政因素而产生的短视行为，同时通过动态调整的“运动式督察”制度实现长期治理效益。这些发现可能为中国以外的联邦制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