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A. Nordgren（瑞典林雪平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与E. T. Juengst（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生命伦理学系），文章发表于 New Genetics and Society 期刊2009年第28卷第2期。该文属于类型b，是一篇以理论分析与文本考察为主的学术论文，并非单一原始实证研究的报告。文章以“身份认同”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DNA检测公司如何在网络营销中诉诸“遗传本质主义”（genetic essentialism）修辞，并探讨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动力及其潜在风险。
文章首先指出，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超过一百家公司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公众提供DNA检测服务。这些公司的最新一波以全基因组扫描和测序技术为基础，同时在多个基因位点上进行检测，向顾客提供各种“个性化”基因档案。这些公司的突出特点是将第一人称代词嵌入公司名称，例如“23andme”“decodeme”“knome”“mycellf”和“mygenome”。作者认为，这些公司之所以吸引消费者，关键在于它们或明或暗地诉诸一种“遗传本质主义”，即认为基因组如同世俗化的“灵魂”一样，内在地定义了个人的身份。文章的核心论点是：这一商业模式汇聚了当代欧美文化中三股截然不同的潮流，即前现代对自然主义身份理解的追寻、现代对科学权威的热衷，以及后现代对激进个人自决的强调。
在论证过程中，作者从公司网站和用户在线见证中寻找证据。例如，mycellf在宣传中声称“你独特的基因档案是理解你身体如何运作的关键”，并把基因信息与个人健康责任联系起来。23andme则提出，其服务旨在帮助人们“迈向自我认识”。knome直接借用古希腊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来解释其公司名称。作者指出，这些公司在身份问题上再现了传统哲学中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张力。一些公司强调基因组的唯一性，将DNA视为个体独特性的来源，甚至认为DNA可以承担灵魂在本体论上的功能，为人的持续存在提供基础。qtrait公司就宣称“你的DNA决定了你是谁、你是什么”，并警告消费者一旦失去对DNA的控制便无法像信用卡一样重新补办。另一些公司则更强调个体与他人的联系，例如23andme的名称暗示“我不仅仅是我的23对染色体”，它突出其社交网络功能，鼓励用户与家人、朋友和全球人群分享和比较基因组信息。基因家谱公司genetree则直接将其服务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普遍问题联系起来。
作者进一步将这些商业修辞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解释。他们借用MacIntyre对西方思想史的描绘，指出自中世纪宇宙观崩溃以来，如何在多元世界观中定义身份已成为主要的哲学挑战。现代社会的高度多元主义和个体主义使传统的家庭、族群和宗教等身份框架受到冲击，人们面临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究竟是自主地发明和重塑自我，还是必须通过发现那些先于选择而存在的力量与限制来理解自我？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持久的文化倾向是寻求关于人类身份的自然主义说明，以替代过去神学世界观的功能。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颅相学、精神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唯物主义和行为主义都可视为这一传统的代表，而二十一世纪对基因组科学的诉诸则是其最新表现。对许多在互联网上面对大量自我定义选项而感到困惑的人来说，“基因不会说谎”这一承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例如，dnaconsultants的客户Rhonda在推荐中表示，DNA检测帮助她“证明”了家族传承的真实性。africanancestry的一位客户甚至声称，知道自己来自桑海人，其“女王、艺术家、战士和智者”的特质就是其DNA的核心组成，这种说法近乎复活了“种族记忆”的概念。
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对基因身份的热情建立在一种相对陈旧的、过度简化的基因观之上。虽然消费型基因组公司利用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但严肃的基因组研究本身已经在削弱DNA作为“主导分子”的地位。例如，人类基因组研究发现人类基因数量仅约两万五千个，与小鼠相当，远低于先前预测的十万个。更重要的是，人体在不同组织和不同时间会同时运行不同的功能基因组，基因表达受到细胞环境及细胞外信号的复杂调控。因此，任何从这种复杂性中得出的关于个人身份的见解，都可能像其他社会建构框架一样，只是一种“对自然的投射”。
作者还讨论了后现代“赛博自我”文化对消费型基因组学的影响。公司营销不仅利用遗传本质主义，也试图吸引那些对这种修辞心知肚明、并以反讽态度参与其中的消费者。23andme一方面强调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又鼓励用户“分享和比较”自己的基因档案。knome和23andme都承诺让客户“掌控”自己的基因信息，这反映了互联网“开源”精神和对权威与家长式专业知识的后现代怀疑。Foster和Sharp曾指出，赋予个人对基因组信息的所有权感，可以取代复杂且家长式的机构代理，并鼓励研究参与者和患者更好地了解疾病的遗传因素。但这种“知情权”立场也可能制造出对难以解释且具有心理社会效力的信息的需求，从而带来困惑。
在风险分析方面，文章重点讨论了两种与身份相关的风险。第一种是消费型基因组学可能扭曲而非澄清客户对身份的主观体验。具体机制包括：检测服务本身可能不可靠或信息量不足；对检测结果的解释可能不充分或具有误导性；以及检测背后的科学基础可能过于薄弱，无法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作者引用了2006年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将来自同一男性和同一女性的14份“不同”DNA样本送至四家营养基因组检测公司，结果发现三家公司的建议仅仅重复了虚构的附加信息，且所有结果都包含可能被视为诊断的预测性陈述，但没有任何科学支持。如果消费者因此将自己视为患有某种疾病或具有高风险，并进入社会学的“病人角色”，其主观身份体验就会被扭曲。此外，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疾病检测中，由于缺乏遗传咨询师主动介入，消费者可能高估或低估风险，甚至无法区分经过验证的检测与未经验证的检测。在祖先追踪检测中，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只能提供单一线索的信息，单倍群归属并不等同于部落或族群归属，而常染色体标记的统计结果也可能存在多种祖先模式，这些都容易被误解。更重要的是，公司并未充分说明DNA信息不是家庭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唯一来源，收养、误认父亲以及社会归属都可能与基因信息发生冲突。
第二种风险是消费型基因组学可能强化社会建构的身份范畴，从而缩减而非扩展客户的自主性。由于基因组分析往往以客户自报的表现型数据为基础，检测结果容易反映客户事先已有的自我认知和利益关注。这可能导致对人们不安全感的心理利用，例如极度关注身体状态的人可能购买并无实际价值的营养基因检测，疑病症患者可能购买并不需要的医学检测。更严重的是，客户通常寻求确认、发现或拒绝的身份范畴都是社会性范畴，如拥有著名祖先、属于某一族群、具有某些未来潜力。通过将这些身份自然化并赋予基因组科学的光环，基因检测可能强化这些社会标签对客户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影响。这与在线社交网络加剧而非缓解种族思维的趋势一致。
文章最后总结道，如果在线消费型基因组学的结果是将个体锁定在被自然化的类别之中，那将是对其哲学追求的讽刺。要真正帮助个体进行自我认同，这些公司必须放弃遗传本质主义的修辞，以科学应有的谦逊态度对待基因信息。作者建议通过更好的监管来提升公众信任，包括独立监测检测服务的科学有效性、程序熟练度，并确保所有检测都配有充分的教育和咨询。只有超越遗传决定论，才能为公众提供符合二十一世纪复杂性的基因意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