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Research on Plurilingual Education》一书的学术报告：对话分析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献为《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Research on Plurilingual Education》（2017年）一书中的第八章。该章节的作者是Dolors Masats，其所属机构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本章节的标题为“Conversation Analysis at the Service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for-SLA)”。本文旨在向其他研究人员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如何运用对话分析这一研究范式来探究第二语言在正式教育环境下的习得过程。其核心在于论证，对于秉持社会文化学习观的研究者而言，对话分析提供了一个强大且适宜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

本章的核心论点是：在正式的课堂环境中学习一门语言，其互动具有特殊性，因为教师作为参与者之一，其明确目标是教授语言。因此，理解我们如何学习语言，关键在于观察和分析课堂互动。对话分析正是深入剖析这种“互动中的谈话”的利器。文章围绕以下几个主要观点展开：

第一，对话分析为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视角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石。 作者开篇即点明了二语习得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张力：认知主义视角与社会文化视角的对立。认知视角主导的研究认为，研究语言的使用无助于理解其习得过程，主张进行纵向实验研究。相反，社会文化视角则认为，学习根植于互动之中。要理解语言习得，必须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语言在具体情境中完成社会行动以实现具体目标。对话分析因其对“互动中的谈话”的细致考察，天然契合社会文化视角的需求。它并不孤立地看待语言形式，而是将语言视为执行社会行动的工具，将学习视为在社会性、情境化的活动中，通过参与而获得知识和交际专长的过程。这要求研究者以“主位”视角，基于真实的语言使用数据，观察互动作为执行社会行动的手段如何催生学习。因此，将对话分析服务于二语习得研究的这一分支被称为“CA-for-SLA”。文章指出，尽管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对话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已获公认，但在本世纪初，CA-for-SLA在二语习得主流研究中的地位仍存争议，这主要源于主导的认知范式与社会文化范式在根本学习理念上的分歧。

第二，进行对话分析研究面临三大核心挑战：现象的可观察性、可获取性与对称性原则。 文章援引Mondada (2003)的观点，指出任何基于对话分析的研究都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是可观察性原则：所研究的现象必须是能够被观察和描述的。这意味着分析必须基于可观察的事实（如说话者在互动中的行为），而非不可观察的动机等内在状态。研究者需要提出恰当的问题以把握所观察事实的社会价值，例如关注参与者如何解决沟通障碍、如何管理语言资源、如何共同构建话语等。其次是可获取性原则：为了观察和描述现象，必须先将其收集并记录下来。这直接关系到数据收集工具的选择。最后是对称性原则：研究者自身对数据的视角投射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被观察和描述的现象。研究者及其行为也应被视为所收集数据的一部分。这三个原则共同引导研究者就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的全过程做出关键决策。

第三，数据收集、转写与范畴化是对话分析研究的关键技术环节，充满挑战与选择。 文章详细阐述了在这三个环节中研究者面临的具体挑战。在数据收集方面，鉴于互动中非言语元素的重要性，视频记录优于纯音频记录。当无法获取视频时，转录文本必须包含对体态、手势等非言语交际的注释，因为这些可能在言语产出中留下可观察的痕迹。文章通过“片段1”展示了学生如何在执行任务时，通过语码转换将“书写”这一动作主题化，从而在话语中留下可观察的证据。在数据转写方面，转写文本是理论与数据之间的中介，但本质上具有选择性和简化性。选择何种转写系统（如Jefferson, Atkinson & Heritage等人的系统）取决于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详细、准确的转写是进行细致分析、遵循对话分析基本原则（特别是对细节的关注）的基础。在范畴化与术语选择方面，由于定性研究要求范畴从数据分析中“浮现”出来，而非预先设定，因此用恰切的词汇描述观察到的现象是一大挑战。术语的选择（如使用“参与者”而非“说话者/听者”）本身即表明了研究者的理论立场（认同互动是社会行动），并有助于读者识别其所属的研究传统。

第四，对话分析建立在四大基本原则之上，并聚焦于四大核心分析单元。 本章明确阐述了指导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的四大基本原则：1) 互动是一种具有清晰秩序的话语形式，分析者的任务是弄清其组织和序列结构；2) 互动与其发生语境相互关联、相互建构，必须进行序列分析以理解互动，同时互动本身也通过行动方式和参与者的取向创造可观察的语境；3) 细节（沉默、语调变化、低语、停顿等）无论多微小都绝非无关紧要，因此必须精确、细致地转写互动；4) 分析必须源于数据，从参与者的“主位”视角出发，分析他们在话语中“指向”什么。基于这些原则，对话分析主要研究Sacks提出的互动组织的四大要素：相邻对、优先组织、话轮转换和修正。文章通过课堂互动片段逐一进行了例证分析。

第五，通过具体课堂互动片段，生动展示了CA-for-SLA如何分析学习过程。 文章用了多个来自加泰罗尼亚小学课堂的真实互动片段来佐证其观点。例如，“片段2”展示了两名学生执行“找不同”任务时，如何通过构建“提问-回答”相邻对序列来组织互动，并体现了各自对话语模式（提问者 vs. 描述者）的偏好。“片段3”则展示了课堂中典型的“发起-回应-跟进”序列，这是教师管理课堂参与的标志性结构。“片段4”精彩地呈现了一个复杂的“修正”过程。学生Eli在描述中遇到词汇障碍，发起了一个自我发起-他人完成的修正序列。紧接着，教师介入，对学生Alex的发音进行了他人发起-他人完成的修正。这个片段不仅演示了四种修正类型（自我发起自我修正SS、他人发起他人修正HH、自我发起他人修正SH、他人发起自我修正HS），还强调了从“主位”视角看，只有参与者自己“指向”的问题才构成需要修正的障碍（Eli的错误发音未被同伴指出，因此研究者不将其视为障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除修正外，学习者用于维持会话流的其他程序，如语码转换、语码混合、解释说明等。“片段5”显示了学生如何在角色扮演任务中灵活混合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以协同构建对话、克服表达困难，并将元语言反思 seamlessly 融入角色扮演中。这证明使用全部可用的语言资源是学习者保证任务完成、使话语流畅且富有探索性的关键机制。

第六，本章总结了对话分析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核心贡献与价值。 其意义在于：1) 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使研究者能够将语言使用的社会层面纳入习得过程的考察。2) 它强调对真实课堂互动进行“主位”的、细致的、基于数据的分析，关注参与者的视角和互动中展现的秩序。3) 它揭示了学习者的交际知识与专长是通过参与具体使用情境中的社会活动而获得的，参与过程促使他们进行元语言反思并调动所有语言资源。4) 它挑战了将“错误”或“语码转换”简单视为缺陷的观点，转而将其视为学习者为了完成社会行动而采取的有效互动资源和学习过程的体现。因此，CA-for-SLA不仅有助于理解课堂互动如何组织，更能深入揭示互动本身如何成为语言学习的引擎，对于推动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二语习得研究、改进语言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