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b，即一篇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而非单一原始研究报告。以下报告将按照综述类文献的学术报告要求进行撰写。
本文题为《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outcomes in at-risk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发表于心理健康领域的权威期刊 *Health Psychology Review*，该期刊2024年第18卷第4期，页码为899至933，在线发表日期为2024年8月20日。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为 Aaron Simpson，来自西澳大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人类科学学院（运动与运动科学方向）及 Telethon Kids Institute。合作作者包括 Samantha Teague（James Cook University心理学系及Deakin University）、Benjamin Kramer、Ashleigh Lin、Ashleigh L. Thornton、Timothy Budden、Bonnie Furzer、Ivan Jeftic、James Dimmock、Michael Rosenberg 与 Ben Jackson，所属机构涵盖西澳大利亚大学、Telethon Kids Institute、James Cook University、Deakin University、Perth Children’s Hospital 以及 Thriving in Motion 等。该研究系统评价已在 PROSPERO 注册，注册号为 CRD42022315464。
该综述聚焦于一个兼具公共卫生与临床心理学意义的交叉领域：利用体育活动（physical activity）作为干预手段，以促进处于心理健康风险中的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结局（mental health outcomes）。研究背景建立在以下核心认识之上：精神疾病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之一，约十亿人正经历某种精神疾病；童年期与青春期是精神疾病预防的关键窗口期，因为相当比例的终身精神疾病在此阶段首次发病。同时，大量儿童和青少年暴露于个体、环境和社会文化层面的风险因素中，这些因素常被统称为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包括父母患有精神疾病、兄弟姐妹患有慢性疾病或残疾、家庭暴力暴露、贫困、创伤性生活事件等。荟萃分析证据表明，个体经历的ACE越多，出现心理困扰、抑郁情绪、惊恐或焦虑等不良结局的风险越高。
在众多可能的保护性干预策略中，体育活动因其相对安全、成本低廉、可及性强而备受关注。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体育活动对一般儿童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其潜在机制包括神经递质释放、自我知觉改善、自尊与自我效能提升、情绪调节以及社会支持增强等。然而，专门针对“高危”（at-risk）儿童青少年群体的体育活动干预证据相对匮乏。此前 Lubans 等人（2012）的综述表明体育项目对高危儿童的社会与情绪福祉具有潜在有效性，但指出了高质量证据的不足；Hermens 等人（2017）则从生活技能发展的角度提供了支持；Rose 与 Soundy（2020）则仅聚焦于低社会经济地位亚群。因此，本文旨在整合并更新该领域证据，系统评估体育活动干预对高危年轻人心理健康相关结局的有效性，并探讨哪些干预特征最可能产生积极效果。
该综述共纳入36项研究（涉及37篇报告），样本总数为5,098名参与者，年龄范围为6至21岁。在可确定效应方向的组间比较（between-groups）中，62.9%（39项效应）倾向于干预组，16.1%（10项效应）倾向于对照组，另有3项效应两组相当。若仅考虑信息充分的效应，干预组呈优势的比例升至75%。在组内比较（within-groups）中，82.9%（29项效应中的24项）显示干预后评分优于基线。效应量方面，内化症状（internalising symptoms）的中位效应量为 d = 0.38，自我评价类结局（self-evaluative outcomes）的中位效应量为 d = 0.25，提示干预效果处于小到中等水平。这些证据支持体育活动干预对高危年轻人心理健康的潜在促进作用，但由于整体偏倚风险较高，研究者强调需谨慎解读这些结果。支持该观点的具体证据包括：Xu 等人（2021）在心理困扰、幸福感、积极情绪和积极心理功能四个维度上均发现了有利于干预组的显著组间差异；Bonhauser 等人（2005）报告干预组焦虑症状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自尊评分显著更高；Eather 等人（2016）则报告了自尊方面的大效应量（d = 1.35）组别×时间交互作用。
在纳入的36项研究中，多运动干预与瑜伽干预并列最常见，各占25%。但两者效果模式差异明显。多运动干预的9项研究中，共有23项组间效应对照组比较中18项有利于干预组，组内效应中5项有利于干预组，仅1项呈现不利方向，无一项效应倾向于对照组。这种高度一致的优势模式在其他干预类型中未出现。例如，Tesler 等人（2018, 2022）报告了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方面显著的组别×时间交互作用；Welfare 与 Mitchell（2005）在青少年司法拘留人群中观察到无望感（hopelessness）下降和自尊提升的趋势；Bonhauser 等人（2005）在智利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中获得焦虑症状显著降低和自尊显著提升的证据。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多数多运动干预纳入了课堂学习或讨论环节作为身体活动之外的辅助内容，这可能是其效果优于纯运动干预的原因之一。然而，该类别内部仍存在阴性发现，如 Kishton 与 Dixon（1995）的夏令营多运动项目导致女孩的整体自我价值（global self-worth）显著下降。
与多运动干预相比，9项瑜伽干预研究的证据更为混杂。在17项可确定的组间效应中，仅6项有利于干预组，4项有利于对照组，3项显示无差异；组内效应中11项有利于干预组，1项不利于干预组。能体现这种混合模式的具体证据包括：Frank 等人（2014）在非传统学校环境中报告了抑郁、焦虑、情绪困扰和压力症状的显著组内改善，但正性情感（positive affect）和躯体化（somatisation）无显著变化；Mendelson 等人（2010）发现干预组在非自主性应激反应方面表现更佳，但抑郁症状、正负性情感均无组间差异；Velásquez 等人（2015）在焦虑和抑郁方面发现了有利于干预组的交互效应，但攻击性（aggression）方面无交互效应。有五项瑜伽研究报告未发现任何显著的干预效益，包括 Berger 等人（2009）在整体自我价值和自我知觉方面的零发现，以及 Fishbein 等人（2016）在情绪失调、应对、情绪、外化行为与社会能力等所有相关结局上均未获得显著的组别×时间交互作用。Culver 等人（2015）在海地孤儿群体的研究提供了相对积极的证据，但仅在与等待名单对照组的比较中显著，与舞蹈对照组相比无差异。因此，瑜伽干预对高危年轻人的有效性尚缺乏稳健支持。
从结局分类的角度分析，内化症状（包括焦虑、抑郁、情绪等）是测量频率最高的结局类别，共涉及36次测量。在可确定方向的组间效应中，21项有利于干预组，仅2项不利于干预组；组内效应中11项有利于干预组。自我评价类结局（包括自尊、自我概念、自我价值等）共测量22次，组间效应中8项有利于干预组、2项不利于干预组，组内效应中6项有利于干预组。幸福感类结局（wellbeing）共测量8次，全部7项可确定的组间效应均有利于干预组，5项组内效应均为有利方向，这是所有结局类别中优势最为一致的类别。相比之下，外化症状（externalising symptoms）的5项组间效应中仅1项有利于干预组、2项不利于干预组；韧性/应对类结局（resilience/coping）的所有3项组间效应均缺乏统计方向信息；创伤类结局（trauma）的2项组间效应均不利于干预组。这一差异化的结局敏感性模式提示，体育活动干预可能更适宜用于靶向内化问题和促进积极心理状态，而对外化行为问题、创伤后症状的疗效则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来验证。
偏倚风险评估采用了 Cochrane ROB 2.0（随机试验）、ROB 2.0聚类随机试验版本以及 ROBINS-I（非随机干预研究）三种工具。结果显示，所有采用ROBINS-I评估的研究均被判定为严重偏倚风险（serious risk of bias），主要来源为结局测量领域，因多数研究采用了自我报告的心理测量工具。即便调整性去除结局测量域后，仍有超过60%的结局处于严重偏倚风险类别。采用ROB 2.0工具评估的随机试验同样以中等至高偏倚风险为主。这一证据质量困境并非该综述独有，Lubans 等人（2012）和 Rose 与 Soundy（2020）的早期综述也提出了类似结论。偏倚风险的高企限制了因果推断的力度，也削弱了该领域证据对政策和临床实践的指导价值。
纳入研究的干预剂量（以总时长计）中位数为29.5小时，但变化范围极大。部分研究发现较高剂量与较好结局相关联（如 Bonhauser 等人2005年的180小时项目），但其他研究并未呈现明确的剂量–反应趋势。在特定人群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机构照护（out-of-home care）儿童这一子群体。在8项相关组间效应中，4项有利于干预组、4项有利于对照组，形成了所有风险因素类别中最为均衡的分布。这种模式提示，将体育活动干预简单“移植”到机构照护环境可能不足以产生一致的积极效果，需要考虑该群体的创伤史、依恋关系和机构环境的特殊性。此外，足球干预的三项研究中出现了两项阴性或潜在医源性（iatrogenic）效应的报告（Richards 等人2014年乌干达冲突后青少年研究；Tilzey 2020年新移民女孩研究），Richards 等人推测竞争性情境引入了新的压力源可能是导致症状恶化的原因之一。这一发现提示，体育活动的干预设计需要谨慎考虑竞争性元素对高危人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该综述是迄今纳入研究数量最多、涵盖风险因素最广的关于体育活动干预与高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系统综述。其科学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通过“效应方向计数”（vote counting）与效果量图形化总结相结合的方法，在不适宜进行荟萃分析的异质性证据基础上提供了尽可能量化的效应概貌，为后续荟萃分析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其二，通过按干预类型、风险因素和结局分类分层分析效应方向，揭示了多运动项目的相对优势、瑜伽干预的证据不确定性、机构照护人群的特殊挑战以及内化与幸福感类结局的较高敏感性，这些发现为未来干预设计和效果机制研究提供了可检验的靶点。其三，该综述再次以系统的方式确认了该领域高偏倚风险的问题，并呼吁更多采用随机对照设计、客观结局测量和长期随访的高质量研究。
在应用价值层面，该综述为面向高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预防实践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支撑。对于学校心理咨询工作者、青少年服务机构、社区体育项目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而言，多运动项目（尤其是融入了课堂讨论或生活技能元素的综合性体育活动方案）在目前看来是较为值得推广的干预方向；瑜伽项目虽然普及度很高，但在高危青少年群体中的有效性尚缺乏稳健证据；而对于机构照护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干预应与创伤知情照护（trauma-informed care）框架和服务体系深度融合，而非作为独立干预方案使用。最后，该综述还提醒实践者需关注干预中的竞争性结构对特定个体的潜在负面影响，在实施中注重营造安全、支持性和非评判性的活动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