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东亚生命观视角下的日本动物伦理研究

作者及发表信息

本文由周菲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外国人研究员）和赵熠玮（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共同撰写，主要研究方向分别为文化人类学与中日交流史、日本思想史及日本文化史。文章发表在《科学与社会》期刊，2021年第11卷第2期，页码为94-109。该文的DOI为10.19524/j.cnki.10-1009/g3.2021.02.094。

文章主题与宗旨

本文以“东亚生命观视角下的日本动物伦理研究”为主题，通过对日本动物伦理学思想的起源、演变特点以及当代实践进行分析，探讨东亚传统哲学思想（东亚生命观）对日本动物伦理的深刻影响，评估其与欧美动物伦理学的对话空间，并为中国动物伦理研究与相关生物技术发展提供参考。

文章指明，尽管近代日本的动物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欧美国家的外部压力影响而被动形成的，但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东亚传统文化中的佛教与儒学思想，这对人与动物关系、生态伦理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阐释视角。

主要观点分析

一、动物伦理的基本定义与欧美动物伦理的影响

动物伦理主要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义务。欧美国家在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且成熟的理论体系，如动物解放论（animal liberation theory）、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 theory）和动物福利论（animal welfare theory）。这些理论关注实验动物、农场动物、宠物及野生动物等不同情境中的伦理问题。

欧美动物伦理基于人类中心主义，深受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将动物视为人类的资源和客体。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延续至现代，通过科学研究对动物生理构造的深入分析，最大化地利用动物的资源化潜力。但人类对动物认知、感性及社群行为的进一步科学了解，逐渐推动了动物权利和内在价值的承认。由功利主义和义务论支撑的动物福利运动催生了实验动物的3R原则（替代、减少、优化）以及农场动物“五大自由”原则。

本文指出，日本动物伦理在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战后时期，在欧美动物福利标准的主导下被动引入相关理论与实践。尽管如此，日本在法律完善度及社会实践方面相较于欧美仍显薄弱。

• 支持证据: 日本《动物爱护管理法》的颁布是为了“改善国际评价”，而不是基于内生需求。相关反对动物实验的社会运动与欧美相比不够激烈，社会普及度相对不足。

二、日本动物伦理的东亚生命观影响

1. 佛教的“万物有灵”与“不杀生”

东亚生命观的一大基础是佛教的缘起论，其强调世间一切现象是整体性的、相互连结的。《华严经》中的因陀罗网隐喻即为其具体表现，蕴含着“天下一体、众生平等”的哲学理念。日本佛教深受这一哲学体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发展出“草木成佛”的自然观。

在此观念基础上，日本人自古以来推崇“不杀生”的生命实践。例如，公元675年天武天皇颁布“肉食禁止令”，使得日本长达1200年不饲养、食用家畜，形成了以鱼类与蔬菜为主体的饮食习惯。此外，杀生后用于缓解人类负罪感的“供养”祭仪逐渐普及，以超度牺牲动物的亡灵。

2. 儒家思想的“仁爱”理论

儒家的“仁”（benevolence）思想强调人与万物的有机联系，提出“万物一体”的哲学框架。日本江户时代的“生类怜悯之令”正是儒家“仁政”理念的体现，由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发起，其内容涵盖对各类动物的爱护，此项政策深刻改变了日本社会对动物生命的态度。

但儒家伦理的“仁爱”强调有分等的差异性，人类可基于合理的需求适度取用自然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动物伦理与劳动伦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生命角色伦理，特别关注人类社会角色与生态关系的和谐发展。

• 支持证据: 江户时代养蚕业兴盛带动了“蚕灵供养塔”的建立，体现了生产活动与动物伦理的结合。

三、当代日本动物伦理的特点与问题

1. 动物“爱护”与伦理教育

日本的动物保护主要以“爱护”（care或benevolence）为理论核心，而非欧美强调动物权利与义务规范的法律原则。基于这一思想，日本在动物伦理教育中注重情感培养，如通过举办纪念仪式增强社会对于动物生命的感恩意识。

2. 实验动物慰灵伦理

实验动物是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品，为此日本不仅遵循欧美3R原则，还强调实验动物的“供养”仪式。这一传统一方面符合东亚“万物一体”的伦理观，另一方面帮助实验人员克服心理创伤。例如，日本秋田大学定期为实验动物举办慰灵仪式，在表达敬意与感恩的同时承诺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实验资源。

3. 捕鲸问题的争议

捕鲸问题是当代日本动物伦理的焦点之一。尽管捕鲸曾是日本重要的食品与经济产业，但在全球保护鲸类的浪潮下，该行为遭到广泛批评。然而，日本试图以“传统文化保护”的名义重启商业捕鲸，既偏离了东亚“类无贵贱”的哲学理念，也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

文章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本文通过对东亚生命观与日本动物伦理发展过程的分析，揭示出日本动物伦理理论的独特性。相较于欧美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东亚更倾向于弱化主客体关系，强调万物一体、人类与自然资源的共生关系。这样的生态伦理视角不仅能够弥合科学技术与伦理发展之间的矛盾，还为全球动物伦理的多元化提供了非西方世界的参考样本。

对于中国而言，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中国同样拥有深厚的儒家与佛教传统，而如何结合自身文化特点构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动物伦理体系，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实验动物使用、公众教育与国内法律建设等方面，可参考日本在3R原则与动物供养伦理中的实践经验，推进伦理本土化发展。同时，文章也提醒我们，要避免商业利益化偏离伦理初衷的现象。

通过对日本动物伦理的探讨，本文为东亚生命观如何融入现代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了案例，并指出了动物伦理在科技与生态伦理对话中的可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