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作者为李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李婕妤（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和石智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成果《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同伴效应”研究》发表于2025年6月的《人口研究》（英文名称为Population Journal）第47卷第274期。

本研究的学术背景源于对中国长期且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的深度关切。其所属科学领域主要为人口学，并融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持续处于低位，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已降至1.3，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尽管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全面两孩”优化至“三孩”，但社会整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并未出现根本性回升。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开始超越个体主义和制度视角，日益关注非制度性因素，特别是社会文化因素在塑造个体生育决策中的作用。借鉴“低生育率陷阱”（low-fertility trap）理论的社会学机制，该理论认为当生育率低于1.5时，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的循环，其中社会学机制强调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和代际学习过程。同时，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社会网络在人际互动中作用显著，且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的亲缘强关系网络正被以朋友为代表的弱关系网络所补充或部分替代。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个体社会网络中“朋友”等同伴群体的生育行为（特别是二孩生育）如何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意愿子女数及生育打算？研究目标在于从社会互动视角，验证“同伴效应”（peer effects）的存在及其作用机制，为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现象提供一个重要的微观社会学解释，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的详细工作流程如下，它主要包含数据收集与处理、变量定义、模型构建与统计分析、以及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等环节。研究基于2022年“宜昌市育龄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与湖北省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开展。宜昌市是中国较早进入超低生育率的地区之一（2020年总和生育率约为1.049），具有典型研究价值。调查采用分层两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通过网络问卷收集，最终获得32,248份样本。本研究聚焦于二孩生育的“同伴效应”，考虑到其在中国当前生育结构中的关键性，因此剔除了三孩及以上家庭的样本，并清理了缺失值，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30,759份，其中包含未生育家庭、一孩家庭和二孩家庭。研究程序第一步是变量定义与测度。因变量涵盖了生育决策的三个递进维度：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考虑现实因素后）和近期生育打算。核心自变量为“同伴二孩生育行为”，通过询问“您最好的朋友们已经或打算生育二孩的情况”来测量，分为“都生育”、“大部分生育”、“少部分生育”和“都未生育”四类。控制变量则全面纳入了可能影响生育的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工作性质、户口、生育信念、幸福感）和家庭特征（如婚姻状况、已有子女情况、兄弟姐妹数、家庭收入、家务劳动分配）。第二步是核心模型构建与分析方法。对于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这两个计数变量，研究假设其分布接近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因此构建了泊松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以“同伴二孩生育行为”为核心自变量，并将“大部分生育/都生育”合并作为参照组，以考察“少部分生育”和“都未生育”相对于参照组对个体生育期望值对数的影响。对于二分类变量“生育打算”（包括总体生育打算、初育打算和再生育打算），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前述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协变量，并加入了区县层面的固定效应以控制地区间的未观测差异，标准误在区县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第三步是稳健性检验。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和混淆因素影响，研究进一步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通过邻近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构建了处理组（无二孩生育同伴）和对照组（有二孩生育同伴）的可比样本，重新估计了“同伴效应”。第四步是异质性分析。为了探究“同伴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进行了分样本回归，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为代表）和社会制度文化因素（以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配的性别平等程度为代理变量）如何调节“同伴效应”的强度。整个工作流程严格遵循了社会人口学定量研究的规范，并无涉及特殊的自创实验设备或算法，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理论视角的应用、研究情境的选择以及深入的分层分析上。

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结果。首先，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宜昌市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约为1.63个，意愿子女数降至约1.24个，仅有10.62%的样本表示有近期生育打算。这印证了生育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同时，样本中同伴“少部分生育”二孩和“都未生育”二孩的比例合计高达近90%，反映了低生育环境的普遍性。在控制了个体与家庭特征后，核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生育“同伴效应”。泊松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于同伴中“大部分/都生育”二孩的群体，同伴中“少部分生育”和“都未生育”二孩的个体，其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均显著更低。Logistic回归结果也一致显示，同伴不生育二孩的比例越高，个体做出生育打算（包括初育和再生育打算）的几率也显著更低。这一发现从实证上验证了“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的社会学自我强化机制：即社会中低生育行为的普遍化，会通过社会互动（同伴影响）进一步抑制个体的生育意愿和打算，形成一种循环强化的趋势。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同伴效应”在未生育样本中表现得比在已生育样本中更强，说明社会互动对于尚未开始生育历程的个体影响更为关键。其次，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的结果稳健地支持了上述发现。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法，有无二孩生育同伴对个体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和生育打算的估计效应均与基准回归结果方向一致且显著，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同伴效应”作用的条件性。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层面，“同伴效应”在家庭收入较高的育龄群体中表现得更强。可能的解释是，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强的资源可获得性，能够更好地应对生育决策中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更容易接受和模仿其社交圈内普遍的生育模式。而中低收入群体尽管可能受到同伴影响，但受限于经济条件，其最终生育决策更倾向于基于自身现实约束。第二，在社会制度文化层面，“同伴效应”在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配较为平等的群体中表现得更强。具体而言，在夫妻家务分担“差不多”的家庭中，同伴生育行为对个体（尤其是未生育个体）生育打算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丈夫分担家务缓解了女性在职业发展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降低了生育的感知成本和风险，从而使得来自同伴的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和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效应更容易转化为实际的生育意愿。相反，在妻子承担主要家务的家庭中，这种“同伴效应”则相对较弱。

研究的结论明确指出，在当前中国社会，特别是低生育率已成常态的背景下，个体的生育意愿和决策并非孤立形成，而是深受其社交网络中同伴生育行为的影响。同伴生育二孩的比例越低，个体的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和做出生育打算的可能性也越低，这构成了低生育率社会学自我强化机制的重要微观证据。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科学价值上，它将“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的社会学机制与中国特殊的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网络结构相结合，为理解中国持续低迷的生育现象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基于社会互动的解释路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个体经济理性或宏观政策分析框架，强调了社会规范和文化心理在生育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在应用价值上，研究结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它表明，单纯的经济激励或政策放开可能不足以扭转低生育趋势，必须高度重视生育决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政策应致力于营造积极的、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例如通过公共宣传、社区活动等方式，积极利用和塑造正向的“同伴影响”路径，形成鼓励生育的社会规范反馈机制。同时，研究发现的异质性结果提示，提升家庭经济安全感和促进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特别是男性参与家务和育儿）能够强化积极“同伴效应”的实现条件，这为设计更具针对性和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如育儿补贴、父亲育儿假、倡导平等的家庭分工等）提供了具体方向。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重要的研究发现。首次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在中国情境下系统地实证检验了生育“同伴效应”的存在及其强度，并验证了低生育率社会学自我强化机制。第二，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研究不仅使用了规范的回归模型，还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进行了深入的异质性分析，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第三，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聚焦于“朋友”这一在现代社会日益重要的弱关系网络，而非传统研究中关注的亲属强关系，更贴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第四，理论视角的整合。成功地将西方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社会互动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对话和情境化应用。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包括研究对数据局限性的坦诚说明（如未能实现严格的因果识别、未能深入检验具体的作用机制），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研究者提出，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究“同伴效应”的具体作用渠道（如社会学习、社会压力、社会传染），并利用纵向数据或实验方法进行更精确的因果推断。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解读中国低生育困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和富有启发性的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