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是Paul DiMaggio于1997年发表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第23卷上的一篇题为“Culture and Cognition”的学术综述文章。作者Paul DiMaggio当时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这篇文章旨在系统性地梳理和整合当时认知心理学、社会认知研究与文化社会学之间的交叉领域成果,探讨文化如何通过认知过程作用于社会生活,并为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论文核心论点与论述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文化并非一个统一、整合的“潜在变量”,而是一个由分散的“信息比特”和用于组织这些信息的“图式”结构共同构成的“工具箱”。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依赖于个体认知结构(特别是图式)与超个体的文化现象(如制度、网络、社会运动、物质文化、媒体信息等)之间的互动。后者起到扩散、激活和选择可用图式的作用。基于这一核心观点,文章展开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论述:
一、 文化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汇:从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观
作者首先指出,文化社会学与心理学在历史上存在隔阂,原因在于方法论和理论取向的差异。然而,近年来两者出现了重要的交汇点。社会学方面,对文化的理解从“无缝之网”的整合、一致观,转向了承认文化在不同群体和情境中具有“碎片化”和“不一致”特征的复杂观,将文化视为可供策略性使用的资源库或“工具箱”。这一转变使得探究文化如何被个体认知和运用变得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心理学自身也发生了变革。行为主义的衰落使得对心智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心理学研究揭示了记忆的复杂性、心智结构的领域分区性,并且其研究焦点转向了更具文化内容的图式、范畴、心理模型等概念。此外,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关注认知的跨文化差异、文化变迁中的精英-大众互动以及“分布式认知”等社会学议题。这些发展软化了两学科在反还原论和可观测性方面的认识论分歧,为对话创造了共同基础。
二、 文化社会学的认知预设:对“工具箱”观的支持
DiMaggio认为,社会学家在研究文化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时,必然隐含了关于认知过程的预设。他主张将这些预设“微观转化”到认知层面,并用认知研究的经验发现来检验它们。他重点审视了两个关键预设:
文化的连贯性与碎片化:心理学研究强烈支持文化的“工具箱”模型,而非“潜在变量”模型。例如,Gilbert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自动接受接触到的信息,拒绝则需要后续的认知努力。记忆研究也显示,信息(包括错误信息)进入记忆时并未被“标记”来源或可信度。这些发现意味着:个体头脑中储存了大量未加整理、默认“正确”的文化碎片;文化的一致性并非源于社会化过程中对一套统一价值观的内化,而是源于图式组织(使某些想法更易获取)和环境线索的激活作用。这解释了态度表达的不一致性、快速变迁时期的文化波动、个体参与多重甚至矛盾文化传统的能力,以及情境线索激活不同行动框架的可能性。
制度与能动性:心理学研究为文化既约束又赋能的双重性提供了微观基础。这主要通过两种认知模式实现:
三、 文化的超个体性:超越个体加总
尽管本文聚焦于文化的主观表征,但作者强调心理学研究也帮助阐明了文化的超个体特性: * 多元无知:人们的行为依据的是对集体舆论的共享表征,而这种表征可能与个体实际信念的聚合体存在显著偏差,这构成了社会规范相对自主性的基础。 * 群际对比与极化:群体倾向于采取比其成员平均偏好更极端的公开立场,尤其是在面对对比群体时,这表明存在独立于个体信念的群体层面文化(共享理解)。 * 作为文化的图式:许多图式,尤其是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那些,体现了广泛共享的、独立于个体经验的脚本。 * 外在于个体的连贯文化形式:相对连贯的文化形式(如知识分子创造的神话、图像、思想体系,或公共话语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独立存在于个体之外的环境中。
作者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综合模型:文化存在于信息(在个体间分布)、心智结构(特别是图式)和外在于个体的符号系统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文化运作的关键在于,环境中的文化线索(框架)如何激活个体文化工具箱中众多可用图式里的某一个。理解图式分布与外部文化“启动器”分布之间的互动,是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挑战。
四、 研究领域的应用
基于上述视角,文章回顾并展望了文化社会学几个具体领域的认知研究:
五、 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关键问题
文章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理论问题:
六、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 理论桥梁作用:它系统性地搭建了文化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之间的对话桥梁,明确指出了认知科学对文化研究的资源价值,反驳了将文化心理学化的倾向,倡导一种文化通过共享认知结构与超个体文化现象互动而运作的视角。 2. 概念澄清与综合:文章清晰区分了文化的不同存在形式(信息、图式、外部符号),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互动模型,为分析文化如何“起作用”提供了更精细的概念工具。 3. 提供微观基础:它为文化社会学的许多核心概念(如制度、惯习、工具包、框架、身份、集体记忆)提供了基于认知研究的微观机制解释,特别是通过图式理论和自动/审慎认知的区分,阐明了文化既约束又赋能的双重作用。 4. 指明未来方向:文章不仅综述了现有成果,更明确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优先议题(图式聚合、文化变迁、类比机制),并特别指出将认知视角与对社会网络等社会结构的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为后续研究规划了清晰的路线图。 5. 方法论启示:文章强调了将社会学理论中的认知预设显化并进行经验检验的重要性,同时也介绍了心理学中可用于推断心智结构的实证技术,有助于缩小文化外部表现与主观方面之间的“可观测性差距”。
这篇综述是文化与认知交叉研究领域的一篇奠基性文献,它成功地将当时最前沿的心理学发现转化为文化社会学可用的理论资源,推动该领域从相对模糊的宏观论述走向更具机制性、更可操作化的研究路径。